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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议的鲁迅的转机，我无论如何不敢苟同，所以才胆敢辞不达意地说了一大通话。
那个大雪之夜以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记得是明治三十九年正月前后的事。那时，周先生已经有一周左右没有来教室了。一问津田君，说是因为闹肚子而卧床不起了。于是我从学校回去时便顺到周先生的宿舍去探望。周先生像病人一样，脸色发青，但见我去了就马上起来了，还不听我的劝阻，立刻叠了被子。“什么？我已经没事了。据津田医生的诊断，怀疑是Pest（德语，“瘟疫”之意），我被宣告没希望了。但是个特大的误诊。只是因为正月里吃多了鲱鱼子。日本正月里反而净吃些鲱鱼子呀、豆子呀这类不精细的东西来庆祝，真是个痛快的国家啊。”
我看了看散在桌面上的众多书籍，几乎全都是文艺书。德国雷克拉姆的书最多，另外还有日本的森鸥外、上田敏、二叶亭四迷等人的著作。“论文艺，哪个国家的好？”我钻进了被炉，与周先生面对面，像往常一样问着愚蠢的问题。
“这个，”周先生那天十分快活，说，“文艺好像国家的反射镜一样。国家艰苦奋斗的时候，便会诞生出好的文艺。虽然表面看文艺不过是柔弱男女的玩物，似乎和国家兴亡没什么关系，可其的确能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说是无用之用，不可小视。我想了解埃及、印度的文艺，可是几乎找遍了东京所有的书店，连一册也没找到。印度比支那拥有更古老的文明，因此我觉得印度应该有人作为民族的骄傲，已经觉醒了，并正在尝试做反抗他民族压迫的文艺。我只是爱讲讲道理，欠缺诗和小说方面的才能，所以想找到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作品译成支那语，让我的同胞们读。可即便是翻译，文章写得差也不行啊。现在仍在国内的我的内弟作人，对不起，他的笑容和你有些相像，他从小文章就写得比我好得多。现在我想，今后向弟弟请教，不妨兄弟合作，一点一点地进行文艺翻译。所以最近，我练练笔、写些文章。”说着他从桌子的抽屉中取出一本笔记，哗哗地翻着。“就是这个，怎么样？不，即使请你看，支那语的文章，你也看不明白吧，我把这段给你译成日语吧。”
他在便笺上行云流水般地写了数行，而后突然脸红了、犹豫地递给了我。我一读觉得是名文，就不顾周先生反对，便硬是把那便笺拿回家了。为什么呢？也许是想做纪念吧。我那时并没有预感到就要与周先生分别了。为什么会奇妙地迷恋一张便笺呢？真的是有第六感吗？从那以后，我一直都把那张便笺夹在笔记里，上课无聊时，就偷偷地拿出来，一边读一边怀念远方的周先生。毕业的时候，那张便笺却被一个学友抢去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但那是后话了。当时周先生写的文章，因为被我反复诵读，内容至今也还大致记得。讲的是周先生关于文章本质的看法。
《惜别》 第三部分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4）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
因为我记性不太好，也许有两三处不太准确，语调弱的地方就是我拿不准的，原文可是比这好上十倍的名文，请您想像一下吧！
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含义丰富。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的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想是这种意思吧。这样解释文艺我认为一点儿都不保守，反而非常健全。这种写法让我们这些文艺的门外汉都能隐约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也是在那天或是别的哪一天，周先生还即兴说了些给我很大启发的话。
“遭遇海难，自己被卷入汹涌的波涛中，并被摔打在海岸上，拼命抓住的地方是灯台窗沿。‘哎呀，真高兴！’刚要喊救命，向窗内一看，守卫灯台的夫妇俩和他们的小女儿正安安稳稳地吃着幸福的晚餐。‘啊，不行。’遇难者忧郁了一瞬，没有喊救命。忽然大浪打来，一口吞没了这个腼腆的遇难者，冲向了远方。我们假设有这样的故事。遇难者已经不可能得救了，他被卷在汹涌的波涛中，也许那是一个暴风雪之夜，他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了。当然，守卫灯台的人一无所知，仍然全家和乐融融地吃着饭。要是暴风雪之夜，应该看不到月亮和星星。故事的结局谁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即使是谁都不知道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存在的。而且，在谁也没有亲眼看到的人生角落发生的事实，往往有更高贵的宝玉闪闪发光。把这样的事用天赋的不可思议的触角挖掘出来就是文艺。因此，文艺创作比被世人表彰的事实更接近真实。如果没有文艺，世界将满眼空隙。文艺可以把不公平的空洞，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地填满。”
听了这些话，我这样的俗人也似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也许马上就会损毁。可是，一想起热心指导周先生学习医学的藤野先生，我便悲哀起来，深深地叹气。那时，藤野先生还什么都不知道，依旧每周一次认真地用红笔为周先生修改笔记。不过教书的人对自己的弟子是很敏感的，藤野先生似乎也觉察到最近周先生对医学研究不那么上心了，于是经常把周先生叫到研究室，说些什么，而且在那之后我也有两三次被叫到了研究室。
“周君最近好像不大精神，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班里有没有人对他使坏？”“和周君商量研究的Thema（德语，“题目”之意）了吗？”“是不是心里厌烦解剖实习啊？其实日本的病人如果知道死后的Leichnam（德语，“尸体”之意）解剖会对医学做出贡献，反而自己希望如此。这点你告诉周君了吗？”
先生的问题如枪林弹雨一般，我甚至有些厌烦了。对于这些，我总是敷衍着应答。周先生医学救国的信念动摇了，他进一步认真调查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了解到一些思想家的著述引燃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导火线，但周先生现在觉得那些深奥的理论著作并不可靠，必须先着眼于对民众进行初步教育的文艺创作，于是他现在正在研究各国的文艺，要是向先生说明这种对他来说如晴天霹雳般的转变，先生会何其地惊愕，进而又会变得何其地失落啊，这样想来，愚钝的我也便只能含糊其词了。即便如此，一次我还是向周先生转达了先生的担心。
“这次我向藤野先生要了研究题目，不和我一起做吗？是关于缠足后的骨骼形状问题的，不是很有意思吗？”
周先生微笑着摇摇头，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一切。暑假过后，周先生就总是冷冷的，虽然不是一副心地不良的表情，但就好像住在与我们隔绝的世界里面，见面时，大抵只是暧昧微笑一下。对于这一点，爱操心的津田君担心起来：
“那家伙怎么了？在宿舍里只是读那些无聊的小说，根本不学习学校的功课。那家伙也快成革命党会员了吧？不，难道是失恋了？总之，这种状态可不行。这次弄不好会不及格。他是被清政府选派来日本的秀才。如果日本不教给他像样的学问就让他回国，在清政府那儿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因此，我们作为他的朋友，责任也很重大。最近他总是拿我当傻瓜，我试着劝了他好多次，他不出声，只是笑笑，我浑身直起疹子。如果你和他说说，也许他会听的。干脆哪天狠狠教训他一顿，怎么样？说‘醒醒吧！’，再给他几拳，说不定他会痛改前非、好好学习的！”
我实在后悔在这部手记的两、三个地方故意用了嘲笑津田君的伎俩。仔细想来，真正打心眼里喜欢周先生的不正是津田君吗？就要和周先生分别了，在我的宿舍开了小型的送别会。出席的有爱喝酒的木匠和他十岁的女儿、津田君、矢岛君两位干事、我和主角周先生。大家站着，举行了现在想起来还想噗哧大笑的音乐天才聚集的奇妙合唱：
崇高、厚重的恩师情啊
您教我知识的庭院，已经历了多少春秋冬夏
细思量，那已是久远的兴霜岁月
现如今，分别在我们眼前，一旦说再见
素日彼此间的亲密之情
亦勿相忘
唱着唱着，津田君突然背过身去哭了起来。嘴上虽然说着兴致勃勃的话，可是要与周先生分别了，他似乎比谁都难过。和津田君相处，能看到他这样好的一面，我变得不像从前那样害怕和讨厌城里人了。
后来试着与那位被误解乡村公子的矢岛君相处，也只是一个极端认真的人，就像周先生何时就仙台人所做的批评，仅仅是“怀有东北大诸侯的责任感，固执己见”。因为他过分拘泥于“仙台的面子”，所以初次见面时的寒喧也很生硬，显得目空一切。但如果我们不客气地顶撞他，他就会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展示他的亲切和慷慨。我想正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脆弱，他才那样目空一切地和人打招呼吧！我甚至想，公然给周先生写那种极不合适的信，绝非认为支那人劣等，表示侮辱，相反，那实在是包含着对于支那俊才的敬畏心情。这种敬爱之情生硬奇妙地一颠倒，就变成不许侮辱仙台似的抗争的逆反心理了，于是才写了那样不合适的信。极端认真的人，左思右想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