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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过于唯唯诺诺，周先生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于是提高了声音，笑着说：“但是，后天到了学校，要和我一块儿记讲义的笔记啊！虽然，我的笔记记得很差，但笔记是我们学生的……”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像Preiszettel（德语，“价格卡片”之意）一样的东西。”他又用了我不擅长的德语。“是几块或是几十块钱的标志。没有了这个，别人便不会相信我们。这是学生的宿命。即使是索然无味的课，也不能不记笔记。不过，藤野先生的课是很有趣的。”
从我们初次交谈的那天起，周先生就多次提到藤野先生的名字。
那天，我和周先生一起住在了松岛的海滨旅馆。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对周先生的毫无戒备似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正直的人总是给人一种安全感。我已经对这个清国留学生感到完全放心了。周先生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在语言方面，他的东京话似乎也在我之上，只是他对旅馆的女佣人所使用的诸如“就请那样做好了”、“真是有些冷呀”之类的近乎女性用语的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
实在无法忍受的我噘着嘴抗议说：“别用那样的口吻说话了。”
周先生露出十分诧异的表情：“在日本，对小孩子讲话要用小孩子的语言：おてて、だの、あんよだの、さうでチュカ、さうでチュカ，要这样说话吧。那么跟女性说话时也应该用女性用语吧。”
“但那些只是装腔作势的，要真的听起来可让人受不了。”
听我这样一说，周先生对“装腔作势”这个词十分感慨：“日本的美学实际上十分严格。‘装腔作势’这种戒律，世界上大概哪儿都没有，而现在清国的文明却是极其装腔作势的。”
那天夜里，我们在旅馆里喝了点儿酒，一直谈笑到深夜，几乎忘了欣赏月色下的松岛了。
周先生后来也说：“来日本以后，还从没有过这样畅所欲言的夜晚。”那天晚上，周先生以惊人的热情跟我谈了他生平的志向、希望以及清国的现状。他曾多次重复说：对于东方各国而言，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说日本的飞跃也是由一群兰医拉开了序幕。如果不早日吸收西洋科学的精粹，以对抗列强，支那尽管无知地醉心于老大帝国的自赞；也只能渐渐地重蹈邻国印度命运的覆辙了。东方自古以来，在精神领域就领先于西方。听说西方最优秀的哲学家也暗自为之折服。但西方把在精神领域的匮乏用科学加以补充。科学的应用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好处。执着关注现世生命的红毛人，取得了异常的进步，这些进步也渗透到了东方的精神世界。
日本很早就意识到了科学的力量，并率先学习了科学，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这不但没有使日本的国风混乱，还使日本成功地消化了科学之后，成为了东洋最先进的独立国家。科学未必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珍宝，但如果一个国家一只手握有玄妙的思想之玉，另一只手又持有先进的科学之剑，那么任何国家都无法碰这个国家的一根手指，这个国家将会成为举世无双的理想国家。
清国政府面对科学的力量无能为力。一面受着列国的侵略，一面装出大川不在意细流污染的自信，不肯面对失败，一味地只是急于弥补老大国的面子，完全没有正视并研究西洋文明的本质即科学的勇气，仍然奖励学生学习八股文之类的繁文缛节，已经到了被列国暗自嘲笑为沐猴而冠的滑稽的自尊国的状态。
我的爱国之情绝不逊色于任何人。正因为喜爱，所以不满也很强烈。现在的清国，若以一言蔽之，那便是怠惰。沉醉于不明就里的自负心之中。不止是支那才有古代文明，印度拥有，埃及也拥有，但是那些国家的现状又怎么样呢？支那应该为此感到不寒而栗。得过且过的这种自负心一定会导致支那自取灭亡。支那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必须抛弃自我沉醉，同西方的科学和暴力作战。进行此种作战，他除了毅然投身虎穴，早日掌握其知识精华之外别无他途。我听说是称之为“兰学”的西方科学首先向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敲响警钟。我想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科学之中，我最想学的是西洋医学，为什么在西洋科学之中，自己特别关注医学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幼年时的悲伤体验：
我们家原来有一些土地，日子过得也称得上是殷实富足。我十三岁的时候，祖父就因为一些比较麻烦的事被捕入狱了。一家人因此而受到亲戚邻居的欺辱。而且父亲因重病而卧床不起，家庭生活突然陷入困境。无奈之下自己和弟弟被送到亲戚家收养。可是亲戚家的人却说我是要饭的。我一气之下，回到了原来自己的家里。
从那以后，连续三年，我每天都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而父亲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药店柜台的高度和我大致相同，而当铺的柜台比我要高一倍。每当自己往当铺的高台上放上衣物首饰时，总是被当铺的人嘲弄：“怎么有这么多破烂东西。”但换了一点儿钱之后，我马上就跑去药店了。一回到家，立刻又要忙于别的事情。
《惜别》 第一部分浅薄的社交姿态（3）
给父亲看病的医生是当地的一位名医，其处方甚为奇怪，必须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我每天早晨都要去河边挖芦根，还要去找经霜三年的甘蔗。这位医生治了两年，我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于是换了医生，是位更有名的大先生。这次，不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了，取而代之的是要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还有败鼓皮丸等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我们家后院有个百草园，是个杂草丛生的大园子，是我儿时的乐园，那里，能找到许多蟋蟀的穴，我自作主张地断定同在一个穴里的两只就是所谓的“原配”，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药罐的沸汤中完事。
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我紧张起来，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这样，这个“平地木十株”就也解决了。
另外，难找的是“败鼓皮丸”。据说这味药是先生引以为自豪的处方，特别是对父亲这种水肿病人很有效。可惜这种神药，全城只有一家出售，而且，离我家有五里路远。听说这神药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水肿一名鼓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他。尽管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也不能相信打破的大鼓皮能奏效，但还是往返五里路去买了那味药。令我十分痛苦的是：自己的那些努力全部白费了。父亲的病日渐加重，几乎奄奄一息了。
那位大先生泰然自若，在濒临死亡的父亲枕边说：“这是前世的冤愆，古语有云：‘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但是，还有一个办法，那是我的祖传秘方，把一种灵丹放在病人的舌头上，古语有云：‘舌乃心之灵苗’，这种灵丹现在很难得到，如果你想要的话，那就以特别便宜的价格让给你好了，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感到很困惑，没有立即回答，躺在病榻上的父亲看着我的脸，微微摇摇头。看来父亲也同我一样，对这位大先生的处方绝望了。我感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能坐在父亲枕边，眼睁睁地等着父亲的死。一天早晨，父亲眼看不行了，邻居的一位精通礼节的衍太太来到我家，看到父亲的样子，大吃一惊，严厉地训斥我说：“发什么呆呢？你父亲的魂儿要去鬼界了，快叫回来，大声叫‘父亲、父亲’，如果不叫的话，你父亲会死掉的。”
我实际并不相信咒语一类的东西，但现在宛如落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叫着“爸爸”。衍太太说：“要再大点儿声才行。”我于是用更大的声音连着喊“爸爸，爸爸。”
“再大声、再大声。”衍太太在旁边催促着。我叫得喉咙几乎出血，可是终归没有叫回父亲的灵魂。我一边叫着父亲，父亲一边变冷了。那是我父亲三十七岁，我十六岁那年初秋的事儿。我至今仍然记着自己当时的喊声。我实在无法忘记。每当想起自己当时的声音，我就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既是对自己年少时的无知感到气愤，更对支那的现状感到愤懑。
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败鼓皮丸，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完全是恶毒的欺诈。另外，大声喊叫就能唤回垂死病人的灵魂，真是可耻的思想。还有，“医能医病，不能医命”，是什么暴论？恐怕不过是一些不知羞耻之人的搪塞之辞吧。“舌乃心之灵苗”，不知是哪一位正人君子的高论，也不知是从何谈起的，但完全是废话。支那的圣贤们所说的话，已经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我们从小就是一边被迫背诵着圣贤的话，一边成长起来的。东方引以为荣的所谓的“古人之言”，已经堕落成了社交的诡辩辞令。完全是令人憎恶的伪善和愚蠢的迷信。这些思想产生时的内涵业已面目全非了。无论是多么伟大的思想，一旦成为客厅里人们欢谈的装饰，它的生命就结束了，那便不是思想了，而是语言游戏。西方无法企及的东方精神界多年来沉醉于怠惰的自我迷恋之中，裹足不前，原本丰富的思想已经开始干枯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父亲死后，我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