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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
曹雪芹在这里批评了“讪谤君相”、“风月笔墨”、“佳人才子”这三类小说。以小说“讪谤君相”，在当时应是“反封建”的进步倾向。或许曹雪芹在政治上未达到“讪谤君相”的高度，或许曹雪芹在小说美学上本不喜欢“讪谤君相”那类思想倾向过分外露的作品，或许曹雪芹有恐文字狱的危险故作掩饰之辞，并一再声明自己的作品：“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毫不干涉时世”。因而在艺术创作上，曹雪芹注重从后两类作品去吸取教训。
同在第一回，曹氏又借“那僧道”之口说：
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
在第五十四回，又通过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小说，大加批评一番：
这些书就是一个套子，左不过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珠宝。这小姐又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像个佳人？
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
类似的意见，脂评中也不少。如第一回中有批：“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鼠耳鹰腮等语”；“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第二回有批：“可笑近来小说中，满纸天下无二、古今无双等字”；“最可笑，近小说中，满纸班昭、蔡琰、文君、道韫”。第三回有批：“可笑近之小说中有一百个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脸面”；“最厌近之小说中，满纸千伶百俐，这妮子亦通文墨等语”。第二十回又有批：“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除（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以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俏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填粪窖可也。”第四十三回还有批：“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
凡此种种，实则是曹雪芹伙同脂砚斋对才子佳人小说之陋处（其佳处当包括在“《金瓶》壸奥”之内，为曹氏所深得）的批判。在曹雪芹们看来，才子佳人小说的最大陋处一为“千部共出一套”的公式化的人物、情节与立意；二为不顾情理的编诌，“编的连影儿也没有”，“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不近情理也就无有艺术生命；三为风月描写失调，以致“涉于淫滥”，甚至“淫秽污臭”，有损作品的艺术境界与社会效果。至于其对“偷香窃玉，暗约私奔”的婚恋形式的批评，则似有“矫枉过正”之虞。
同在第一回书中，曹雪芹披露了自己的小说美学追求。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
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啧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
《致命的狂欢》 《金瓶》壸奥，奥在何方曹雪芹在理论上对《金瓶梅》的反拨（2）
由此可见，曹雪芹在小说美学上有几点特殊追求：
其一，取材。为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或情或痴的“事迹原委”，反对连影儿都没有的“胡牵乱扯”。
其二，人物。要“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他自谦“虽不敢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实则有志达到“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即行止见识皆出堂堂须眉之上的异样女子，一反“男尊女卑”之通行原则。
其三，方法。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其中之“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反对千部一套的创作方法。
其四，立意。大旨谈情，亦可使闺阁昭传，“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反对那种“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的风月故事。
其五，效果。“令世人换新眼目”，以新奇别致、深有趣味之文，悦世之目，破人愁闷，反对历来野史那令人生厌的通共熟套。
曹雪芹的小说美学追求，除出于对才子佳人小说陋处的反拨，还来自他对自我价值及读者心理的清醒分析与把握。
曹雪芹经历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到“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大跌荡，在“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对曾“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的反思与忏悔，更觉当年自己生活圈中的几个女子的可贵，“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因而于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这以幻记梦的小说，决心“使闺阁昭传”。
曹雪芹清醒地认识到“今之人，贫者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因而“市井俗人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
所有这些，既是曹雪芹的小说美学追求，也是他超越“《金瓶》壸奥”——即打破传统思想与写法的理论基础。
《致命的狂欢》 《金瓶》壸奥，奥在何方曹雪芹在艺术上对《金瓶梅》的反拨（1）
《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他在什么作品上删，增删了些什么？
据甲戌“重评”本第一回之评语，原来“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这里的“新”当然是《红楼梦》，而所谓“旧”自然是《风月宝鉴》。裕瑞《枣窗闲笔》即云：“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红楼梦》）。”
《风月宝鉴》今虽见不到，但从甲戌“重评”本的《〈红楼梦〉旨义》所云：“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推断《红楼梦》的第十一、十二两回文字可能与《风月宝鉴》有相似之处。这两回一方面写贾瑞“起淫心”，一方面写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害了相思病的贾瑞，从跛足道人那里获得“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风月宝鉴”，正面是艳冶之美人，反面为可怕之骷髅。欲治邪症，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贾瑞淫心难平，正看宝鉴，结果如西门庆髓尽身亡。这个故事为《风月宝鉴》点何睛呢？《〈红楼梦〉旨义》说得分明：“《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欲“戒妄动风月之情”，自然要将妄动风月之情的故事写足。从现存贾瑞的故事看，其“妄动”的细节已大大删节了。从第八回嘲顽石“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看，红楼人物死于淫者还大有人在。从柳湘莲冲着宝玉所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焦大醉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