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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颜知己”，但我没有钱，客观条件不行。她家里很穷，父母是基督徒﹔我的信仰和穷困，构成了我们分手的主因。我不信宗教，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去信教。当然，最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穷，并且毫无将来会变得有钱的迹象。
记者：通过这件事，您得到什么教训？
李敖：爱情是个变数，而不是常态，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认为爱情本身是变动不拘的，是常变的，不是永久的，分开了以後才是真正的爱情。
记者：您能更详细地阐述这个爱情观吗？
李敖：真正的爱情一定要限时拆伙，讲好了两人恋爱３个月，时间到了，就一定要分开。大家认为太机械了，但只有这种方式，你才会觉得快乐是指日可数的，就会珍惜每一天的爱情。大家觉得找到另一半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就会互相纠缠，最後造成一些悲剧的发生。我认为当你失掉女朋友或男朋友时，只要一去想就不会停止的，因此任何内省的修炼方式都应该要排除。懂得爱情的人，在失去另一半时，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离开你的苹果，光老想苹果是没有用的，唯一的方法是找出香蕉来取代这个苹果，而不是靠个人的意志力来抑制这个苹果。
记者：您很讲究技巧性。
李敖：男女间有很多隐含的技巧是很重要的，可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最後反而把爱情搞得一塌糊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过去写的一些书被查禁了，所以年轻朋友看不到我的一些绝学、想法和智慧，看到的都是琼瑶、三毛一类的书，给了你们错误的爱情观，把快乐的男欢女爱搞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痛苦，输入给你们的都是连续剧式爱情观，会害了你们。
记者：您的前妻胡茵梦写了一本书，听说里面有大量关於您的内容。
李敖：胡茵梦写了书，我也写了书，我还在电视中，用４０集的片子攻击她。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走在台北东丰街上，看到对面走来一个女人，穿着黑大衣，戴着墨镜，等我走近了才发现，她就是胡茵梦。她看到我，哭了。她当时对我说，她也不想写那些恩怨情仇的事，她很懊恼。後来她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胡茵梦和我都分开１８年了，过去的感情也沉积下来了，已经平静了，後来偶然看了我的回忆录，里面有写到婚姻那段的，她就急了，就写了她那本书。
记者：（去年夏天，记者采访李敖，得知他妈妈刚刚去世。）能聊聊您妈妈的情况吗？
李敖：妈妈刚刚去世，家里一团糟。妈妈毕业於吉林女子师范，当时女孩子念书不容易，她没有缠足，还打篮球，是“新时代”的女性，是个新派。妈妈生我时，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我的“应运而生”，帮了她的不少忙﹔我在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直到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来到台湾後，家里很穷，父亲不久就去世了，家里很穷困，老太太很坚强。她是那种很厉害的东北老太太，很难伺候。她常常会凌辱人，所以家里的人都“逃之夭夭”了（苦笑），就剩下我陪着她，因为我也很厉害。她跟我在一起就不行了，我比她更厉害，她和我在一起就听我的了，我说了算。
记者：除了您自己，您还佩服谁？受谁的影响最大？
李敖：我曾经说过，要找我最佩服的人，那我只有照镜子。对我影响大的人，没有单个的，而是许多人的某一风范、某一点，如钱穆的“不耻下问”的风度等。对我帮助大的还有《文星》杂志，我承认我经济上的改善，与进入《文星》有很大关系，从此告别了穷困﹔当然，不是说我不进入《文星》，就没有钱，也许会更有钱。
记者：您和胡适、钱穆都有过交往，他们是您的导师吗？
李敖：当时台湾的学者分两种类型，一类是钱穆型，一类是胡适型，我对他们比较注意。我和钱穆的交往只是个过渡，他让我看到了作为反动类型的知识分子﹔但胡适对我的影响很大，胡适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很尊重，有四千个文盲，才有一个中学生﹔胡适是大学教授，那是什么地位？又是名牌大学的名教授，地位就更高。备受尊敬的大教授可以做许多事情，是社会上一股很强的力量﹔现在就不同了，有力量的是政党、财团、演艺人员，知识分子的力量比较弱。知识分子也有看起来“强”的，像这里的澄社人员，招朋引类，抱成一团，但我不喜欢。我更喜欢独来独往，只有我一个，是单干户。
李敖文人篇∶书生意气 唯我独尊
激扬文字
“绝对是他们有问题”
──评诺贝尔文学奖
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可谓不少∶巴金、李敖、王蒙等，其中，李敖是在去年１月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了该项提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奖最後颁发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剧作家。
多少年来，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是非非，费去了中国文坛太多的口舌；那么，作为该奖的被提名人之一，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在李敖的眼中，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奖项呢？
记者∶李先生，您作为一位台湾作家，以《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有何意义？
李敖∶在台湾获得此项提名，我是出了小小一口恶气！（大笑）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我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我虽然写了很多书，但是一直没有受到台湾文学界的肯定，在台湾文建会出版的９００多页的作家名录中，７０３个作家里面没我。这次获得提名，给了台湾文学界一个反省与讽刺的机会。
记者∶您有没有信心获得该奖？
李敖∶我最有资格，但不一定会获得这个奖。这个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跟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都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我不获这个奖，不是我不行，而绝对是他们有问题。１９９９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申请了２７年才得到的，我不可能有这个耐心。
记者∶在评选公布之前，您有没有胆量批评这个奖？
李敖∶在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受地域和政治的影响太大，偏向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学史上，像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康拉德、马克·吐温、高尔基、德莱塞、毛姆等作家，作品都很好，都应该得到这个奖，却没有得到，这是不公正的。
记者∶以前中国作家一直没有获得这个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李敖∶除了地域和政治的关系，还有语言的隔阂问题，他们不可能读懂我们的原文；他们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我认为老舍早就有资格获得这个奖。
记者∶曾听说有人提名金庸获诺贝尔文学奖，您认为他写的武侠小说怎么样？
李敖∶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实在太荒谬。胡适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这个“下流”的意思，就是不入流。
记者∶既然您对诺贝尔奖存在如此的看法，怎会去申请提名？
李敖∶这是我的一些朋友，拿了我的《北京法源寺》，给我申请叁加这个奖的评选，获得了提名；最初连我都不知道。
记者∶看您的《北京法源寺》，发现长处不在文学性，而在思想性。
李敖∶小说就是要表达思想，体现文字的力量，展现情节、说故事，电影、电视比文字更适合。实际上，电影、电视出现以後，文字可以表达的领域变得窄了，那么很窄的部分怎么发挥？就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就是文字的力量。
记者∶这本小说是在什么情况下构思出来的？
李敖∶自１９７１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本色读书人
──读书·写作·媒体
无论李敖做什么，说到底，他是个读书人。
记者∶孔夫子说“狂者进取”，您现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李敖∶我现在一天睡四个半小时，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作。我是老当益壮，越老越激烈，越老越成工作狂。比起梁启超、鲁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不喜欢婚丧喜庆，也不叁加吃喝嫖赌，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
记者∶您的本色还是读书人。
李敖∶我竞选“总统”是玩他们的；实际上，我也没有“从政”，闹了６个月，权当是累了，和当局玩玩罢了。在历史上，像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搞变法，才是读书人从政的典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读书人的“学而优则仕”。尽管康有为、谭嗣同的变法理论并不很完整，但他们仍是读书人中的大丈夫──谭嗣同变法把命都送掉了。
记者∶继《北京法源寺》後，您又有何新作？
李敖∶闹完“大选”後，我又在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名叫《第七十三烈士》。书中的主人翁名叫莫纪彭，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当年他也曾叁加黄花冈起义，但比“七十二烈士”幸运，逃脱了性命，直到９０岁才在台湾去世。我曾发现一幅很有趣的历史照片，合影地点是抚顺战俘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