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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22日，当上证综合指数即将跌破1500点关口的时候，中国证监会被迫食言，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方案。为了平息市场派的愤怒，许多人替证监会解围。说这不是救市，而是纠错。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就在“暂停”方案出台前两天，周小川先生还在说，“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决定权不在证监会，而在国有股所有者手里。这话虽然有些无奈，但透露出一个信息：证监会虽然对这个方案不感冒，但没有决定权。很明显，在这个时候，“暂停方案”根本还没有放到周主席的办公桌上。可以证明这个判断的另一个证据是，几乎在同时，财政部副部长还在APEC会议上对“国有股减持”方案大唱赞歌。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暂停方案”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紧急出台的。
那么，一个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方案怎么可能如此匆匆忙忙地出台呢？只有一个答案，证监会被逼急了。看看那两天市场极端“恐怖”的走势，所有的人就会心知肚明。财政部可以不对证券市场走势负责，但证监会恐怕就没有那么超脱了。我们可以猜想，在市场走势最恶劣的那几天里，中国证券市场中一定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件，让证监会坐不住了。如果不是这样，证监会完全可以将“暂停方案”放到对市场影响比较小的时候再推出。很清楚，证监会又一次被导入了行政干预的陷阱。
那么，究竟是谁掐住了证监会的脖子？
这个谜底几天之后即告揭盅。原来，在市场不断下跌的日子里，券商危矣！用某位高层人士坦率但却刺耳的话来说便是：救市就是救券商。这件事的一个公开背景是，南方证券广东顺德大良营业部遭到投资者挤兑。《中国经营报》在10月26日的报道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股民提着一堆一堆的现金，还动用了运钞车。到下午两点多钟，事态还在继续。而且旁边百惠超市是当地最大的超市，购物的人比较多，所以消息一下子被疯传开去。直到第二天，还有人在排队。”
如果仅仅是由于这样一起孤立的事件，我们很难想象证监会会违背自己不干预市场的诺言而自打嘴巴。一个涉及全局的政策改变一定会有更加系统性的风险背景。对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张鸿翼先生做出了最好的注释。他说，“如果跌到1300点，现在的券商、基金公司、整个盘面会全面崩溃，这些证券操作机构与银行之间的资金链条会马上中断，从而会严重影响到银行资金，进而导致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不过，他得出的结论却非常滑稽：“如果券商破产，就事必连累股民保证金，连累背后的银行贷款，连累到上市公司委托理财用的钱。无论是国家的钱，还是股民的钱，只要考虑到这两点，就不能让券商破产。”这就好比说，我偷了你的钱，你不能枪毙我，否则你的钱就还不了了。
到此，我们基本看清了“国有股减持”暂停的内幕。很清楚，证监会被既得利益集团挟持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国有股减持暂停之后，有著名证券媒体竟然用“市场的胜利”的大标题来表示欢呼。难道几个濒临绝境的券商和机构就能代表市场的利益吗？恰恰相反，他们代表的是反市场的利益，或者更确切说，他们代表的是旧体制、旧权力的利益。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市场中，券商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一个集团，是市场化进程中最隐蔽和最大的障碍。讽刺的是，他们也是这个市场上最有话语权的集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带有明显权贵资本特色的中国券商，应该是市场化革命的首选对象。现在，在享受一顿牛市大餐之后，他们又开始寻求政策的庇护了。当然，他们不会以自己的名义，他们会借用那些不幸落入虎口的中小投资者的名义来表达自己超市场的诉求。一旦事过境迁，中小投资者就会继续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
所以，许多人将证监会的政策讥讽为“解套券商，再套散户”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市场的后续发展证实了这种担心。
在政策面两次护盘失败，政策底被彻底击穿之后，那些在1600点踊跃入市抄底的投资者又一次被政策放在了山腰。如果熊市不改，他们的命运大概只能是割肉以求了断。在1600点轻信政策入市的投资者有多少，看一看K线上画出的巨量就知道了。我们或许不能怀疑，证监会在出台政策救券商的同时，也有顺便救一把散户的意思。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好心”既害了散户，也救不了券商。而证监会作为一个裁判的声誉却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一场失败的救市闹剧过去之后，对于中国证券管理层来说，输掉的恐怕不止是这一场比赛本身，还可能是整个游戏。因为经此一役，所有普通投资者都会发现，在一个权力集团掌握了话语权因而游戏规则随时可以改变的市场中，他们永远只能是受虐者。
必须提到的是，在中国股市中，可以掐住管理层脖子的权力资本集团远非只有券商一家。券商不过是浮在台面上的而已。这是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它深深植根于中国渐进改革的各种体制缝隙中，破坏和软化规则是他们的天性。因此，规范这些封闭性分利集团的行为当是中国股市市场化之首务。没有这一条，市场化就只能是少数强势集团的天堂，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地狱。
第三部分 券商的化装舞会第39节 中国股市中的利益生态
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历次熊市相比，从2001年开始以来的熊市似乎颇有些不同寻常之处。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媒体比以往任何熊市时都要热闹。这种热闹在股市继2002年6月之后再一次跌破1500点政策底之后，变得越来越具有“看点”。2002年11月23日，北京《证券日报》发表题为“维护资本市场关乎国家利益”的文章。这篇文章以一种惯常但显然更加焦躁的“阴谋论”思维，将股市暴跌归咎为所谓“推倒重来”论和其他“谣言”。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十几天中，深沪股市在“利好”刺激下不涨反跌，正在直扑年内新低。一些人逐渐由迷惑而至绝望。《证券日报》的这篇评论文章正是以这种绝望心态写就的“奇文”。这篇文章之所以“奇”，并非“奇”在其观点，而是奇在其行文风格。这篇通篇散发着“党八股”气息的文章，以貌似权威的口吻教训道：“它（推倒重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并继而得出结论说：“呵护市场，就要旗帜鲜明地批判所谓推倒重来之说。”虽然政策市在中国股市中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实，但以如此严厉的口吻（政治上是反动的）对一种论点进行政治定性好像还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其威慑气味甚至远远超过了1996年12月的那一次《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有趣的是，上一次发出“恐吓”的是空头，而这一次发出“恐吓”的却是多头。期间“角色”转换，与这几年中国股市中的利益生态颇为契合。如果放在以往，这种“杀气腾腾”的口气很可能达到该报欲以达到的效果的（这种用心可以在该文的署名中看出，这篇文章的署名模仿曾经屡屡起到杀伤效果的格式，用了一个“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头衔），但时势毕竟不同，被这种“权威”文章折腾怕了的投资者并不理会，更何况这个《证券日报》并不是什么“指定媒体”，其“评论员”再“特约”，层级也高不到哪里去，当然更“权威”不到哪里去。这种市场反应让《证券日报》很是“不爽”。于是，不甘寂寞的《证券日报》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始以自我炒作自娱自乐。在紧接着的第二天发表的文章中，《证券日报》大肆广告，自我吹嘘“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激起强烈反响”云云。如果不是这个后续广告，股市中的许多人还真不知道《证券日报》有此“惊人”之作，我们就是第二天在这篇自我炒作的广告中才知道这篇来历不明的“评论员文章”的。正应了那句老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不过，不管是不是谎言，《证券日报》这篇文章确实代表了股市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利益群体：既得利益派。这个术语可能不太准确，但这个派别的确与股市既得利益群体有较大的吻合。这一派主要由券商、银行、各式各样的国有机构构成，他们在十几年的股市发展中获取了最多的利益。所以，在市场和舆论上，此派经常表现为“做多派”和“发展派”，因为只有“发展”，他们才能从“发展”的泡沫中获利（更多的时候是寻租）。这是中国股市中最重要的一个利益群体。他们有关“发展”的惯性思维比任何一派都来得强大。不幸的是，这个利益群体在最新一次惨烈的熊市中被套，甚至比任何一次都套得更深、更遥遥无期。这种遭遇与该利益群体骨子里具有的“近视”基因有关。表现在市场作风上，就是狂热、掀起狂热，然后乱砍滥伐，以至于最终导致股市严重的生态失衡。所谓熊市，不过是股市利益生态失衡的另外一种叫法而已。在暂时吃光了所有可以食用的东西（一大批中小投资者以及一大批银行资金），又没有新物种可吃的情况下，该派就只能吃自己的原始积累了。显然，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于是我们就听到所谓大力培养“新物种”的呼声，这就是所谓要“维护”（更准确说是培养）投资者的信心。我们很难判断这种可供食用的“新物种”会不会诞生，但常识告诉我们，培养这个新物种最起码是需要时间的。很多朋友在一起讨论牛市何时会到来的时候，我只给出了一个判断指标，那就是要看什么时候有一批新物种茁壮成长。在这些人的记忆中，必须没有熊市的经历，更没有因为不公平的规则而被“屠宰”的经历。否则，我们可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