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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３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训令，指定父亲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萧克、王震３人组成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父亲为主席。
经过不足半个月的准备，８月７日下午，父亲等率红六军团，连同随营学校学员共９ ７００余人，从横石新江口出发，冒着伏天酷暑迅速突破４道内层封锁线，于８月１１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召开干部会，誓师西征。
在无后方的情况下，父亲等率军跨越赣、湘、桂、黔四省的敌境５ ０００余华里，突破数倍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历时７８天，历尽千辛万苦，于１０月２４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及军委赋予的战略转移的任务。
父亲是忠于革命，忠于事业的人。他工作的唯一原则是党的利益第一，他善于着眼全局处理问题。
与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马上遇到的问题就是确定两军部署与行动方向。当时中革军委一再指示两军团分开行动，要父亲率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对此，父亲纵观形势，采取了对尔后二、六军团胜利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决策：与六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贺龙的主张，两军团暂时集中行动，在军事上发动湘西攻势，然后再向鄂、川、黔发展；在部队建设上彻底纠正夏曦错误，建立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
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敌军近２０个团，恢复与开辟约２？郾５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区的基础。
此后半年，是艰苦曲折的反“围剿”斗争。直至８月取得胜利。其间，吸引敌军８１个团于自己周围，同１０倍于己的强大敌人艰苦战斗，先后击败敌军７０余团，毙伤俘敌约２万，缴获枪支近万，扩大新兵８ ０００人，自身实力不但未减且扩大了一倍以上，胜利是辉煌的。
为此，父亲在总结此次反“围剿”胜利意义时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
红二、六军团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不可忽视的一步是两军团会合后立即进行的纠正夏曦错误，解决红二军团党的建设问题。
夏曦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继而又兼任红三军政委。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在对敌斗争、红军建设、根据地建设、肃反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致使红三军实力大减，濒临绝境。
贺龙等许多红三军的干部多次与夏曦的错误进行斗争，但他是中央代表，又不认错，加之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络，所以一直拖而未决。
父亲得此详情，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特有的地位，大力支持纠正夏曦的错误。会师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加强红二军团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建设，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会师后的第三天，父亲即与萧克、王震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电，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夏曦继续担任领导已有困难，“建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并针对红二军团党员不到十分之一，连队无支部等严重影响战斗力的现象，立即决定从六军团调方理明、袁任远分任红二军团第四、第六师政委，另调一批政治干部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连队党支部。
3．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2）
在二、六军团占领永顺、大庸后，父亲先后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和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逐步深入地批评纠正夏曦的错误，并陆续启用因过去错误处理而被撤销职务的干部，到１９３５年１月底，红二军团党团员增加了４倍，各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的道路。红二军团的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给予的意义深远的帮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雄辩地证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统一行动的正确。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转战黔川滇最艰难危险之时，在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边大举前进和开始长征之时，红二、六军团集中兵力，以高度积极的游击行动，钳制与吸引了敌“追剿军”第一兵团全部及鄂、川、黔、桂军各一部，总计约２０个师，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
对于这段历史，萧克将军曾这样评价：
弼时能洞察战略大势，驾驭战事的发展，能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
弼时和我党其他卓越的政治家一样，在领导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中，一接触到军事，就能运用马列主义原则来建设军队，指导战争。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６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指示，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湘鄂川黔边军区在湖南大庸县成立。父亲任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张子意等任省委委员。贺龙为军区司令员，父亲为军区政委。
随即，父亲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为保住并发展既得的胜利成果，两军领导分工负责，发挥各自特长，使军事进攻与地方建设同时并举。贺龙、关向应、萧克率主力继续发展湘西攻势，对湘鄂两敌起到慑作用。父亲和王震、张子意及夏曦留在后方建设根据地，组成３ ０００多人的地方工作队，深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等县，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种地方组织。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底，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华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有２４０华里，这一地区已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在艰难困苦中创建了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根据地。
有了这块根据地，扩大红军工作就有了雄厚的基础。父亲主持制定了扩红计划和扩红指示，各机关团体和部队都广泛而积极地开展了扩红工作。到１９３５年底，红二军团新成立了三团建制的第五师；红六军团新成立了三团建制的第十六师。在反“围剿”斗争中，两军团经历了大小战斗３０余次，部队不仅没有减少，相反，由７ ４００多人发展到１７ ０００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主力军，严重地威胁湘鄂两省的敌军，威胁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为此，敌人加紧部署，集结了２２个师又５个旅，计１３０个团２０多万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根据地发起了更加疯狂的“围剿”——“堡垒封锁”。红二、六军团总兵力不足２万，加上地方独立团、游击队，亦不及敌军十分之一，能够活动的地域一天天缩小，形势日益严峻。
父亲和贺龙等审时度势，果断地作出主动撤离根据地，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县刘家坪的干田坝和水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父亲和贺龙、关向应等率两军团主力开始突围。
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先向东行，穿湘西天子山、张家界、索溪峪一线。这里是尚未开发的人迹罕至之地，自然也是敌人疏于防守之处。父亲和贺龙随二军团转移，在岭间小道上急行３８０里，抢渡沅江，冲破了李觉自夸“可保无虑”的封锁线，使陈诚的第一期“进剿”计划成为泡影，为挽回面子，给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记大过两次。
3．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3）
此后一个多月，红二、六军团分别转战湘西、湘中。年底合兵向西经武冈、绥宁间的瓦屋塘，再渡沅江，抄小路急进至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稍事休整。
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父亲与贺龙决定打击追敌李觉、陶广两纵队于便水。结果激战二日，未收预期效果，准备在石、镇、黄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已难于实现。为此，父亲深感遗憾。据贺龙回忆说，父亲在总结会议上，讲到便水战斗教训时，颇为生气，还拍了桌子。这对素以宽厚著称的父亲而言，是少有的。
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２日，父亲和贺龙、关向应率部进入黔东山城石阡。自离开桑植后，为时近两个月，转战数千里，在此方得休整。父亲立即召开两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传达上一年底红四方面军转来中央的长电，即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精神，分析全国形势，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纲领。同时，扩红８００人。
一周后，为实现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父亲与贺龙、关向应率部离开石阡向黔西进军。甩开数路追敌于黔东，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在此扩红５ ０００多人，红二、六军团队伍已达两万多人。从湘西出发到此，长途转战３ ０００多公里，部队人数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２０％，高度保存和发展了有生力量。正如萧克在《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一文中所说：“突破长征史绩中最高记录的数字（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