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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年４月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由毛泽东提议，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由父亲和高岗负责，父亲的肩上又增加了一副担子。一周后，以父亲和高岗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总学委会成立。从此，他除了照常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指导中央党校整风以及坚持中央秘书长的各项工作之外，还要亲自主持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会议，亲自参加边区干部整风动员大会并作讲话等。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就是这样，父亲也没有放弃个人的学习。他认真地学习、研究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论述，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撰写心得笔记。极为推崇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上的理论与实践，他说：“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是有与众不同的情形，他在长期的实际斗争中培养这一优良的作风，他是我党恐怕是唯一能注意调查研究，并且能够充分运用调查的结果，即是能够敏锐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的人。”同时，他在笔记中还对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工作实践，从马列主义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总结。
８月２２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加强陕甘宁边区和召开西北局高干会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边区政府要加强，要抓住中心，掌握政策；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中共西北局的党、政、军工作；准备１０月中旬召开由党政军干部参加的西北局高干会，进行整党、整财、整政、整军、整党政军民关系，以实现整顿三风、精兵简政两个目标，高干会由任弼时、王稼祥指导。
此后近两个月，父亲又积极投入筹备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工作。
１０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开幕。父亲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一直到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４日，共计８８天。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高干会。除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２６６人出席会议外，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２０９名领导干部到会旁听；在讨论边区政府工作时，还邀请非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边区党的历史，对边区政府当前与今后工作，特别是生产和财政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明确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了发展经济的方针。
父亲主持开幕式。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此次会议“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要通过大检查、大整顿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又在大会报告中生动具体地阐明布尔什维克成功的１２条经验，借马克思主义的“箭”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康生、叶剑英、贺龙、彭真等也在会议后期就当前工作分别作了报告。
１９４３年１月７日至９日，父亲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演讲分三个部分：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
针对会议揭发在军队、政府、群众团体等方面存在对党不够尊重的现象，父亲指出，其根本原因是：“边区党内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没有思想和意志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因此，（一）对党的领导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动摇它的”；（二）对民主问题应有正确的认识。“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只有在进行与领导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有力量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才能识别出暗藏的破坏分子，使政权的民主内容丰富起来”；“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那时，选举的民主意义才更丰富，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三）要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倾向。某些高级干部把党的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这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起着一种腐蚀与摧毁的作用”。因此必须“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澄清模糊认识。
3．在延安整风中（4）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父亲认为发展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抓住这一环节，“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它是巩固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关键。”在演讲中他多处阐明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们在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以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因此，他强调指出：边区应该在经济建设上“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在此，他还根据毛泽东所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重申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
至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他在演讲中率先提出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必要性：“任务改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并强调：“和平建设工作与战争时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内容，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老样办事。”对于和平建设的一套做法，“还在摸索中，还在过渡的阶段中。”“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并且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为此，又提出“必须打破公式主义”；“发扬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党员的创造精神”，要根据党的政策，从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大胆地去创造”，“独立地创造”；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对一般的官僚主义倾向“是应当开展群众斗争来反对的”。对“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新的领导作风无法建立起来。
接着，父亲代表中共中央就重新审查１９３５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作了解释。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郑重宣布：“‘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因而那个时期在各方面所执行的各种政策也都是‘左’的错误的。”这种错误路线统治时间长，“造成的恶果也就特别大，比陈独秀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由此，他总结道：“如果思想方法不正确，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那是会把革命弄失败的。”
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陕甘宁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因此，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应该是很仔细的，很慎重的。”每个在这一区域工作的党员和干部也就非常光荣。同时，“你们两肩上所担负的责任都是非常重大的。”他热情地祝愿同志们能够愉快地胜利地完成建设“中央发言人地位的”陕甘宁边区的伟大任务！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４日，高干会议胜利闭幕！
这时，刘少奇伯伯已从外地回到延安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父亲协助毛泽东完成“精兵简政”这一重大任务。
3．在延安整风中（5）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经过数月调查研究，又亲自代表中央书记处推出中央组织机构调整精简的初步方案。指出：为了使中央更能集中统一，提议在“政治局下设组织与宣传两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各地工作”；改“等于各部委联席会，与政治局区别不明显”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为“中央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决议方针下，可决定日常工作”；书记处主席“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合并中央工委、青委、妇委，对各地党委仍保持原名义。
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于２０日正式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
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对会议所讨论之问题，“主席有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