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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的士兵，按一定的标准挑选，身上穿一套铠甲，拿着十二石种的弓弩，背着箭袋，里面放着五十支箭，再扛上长戈，戴上头盔，佩着箭，携带三天的口粮，从早晨到中午。半天就急行军一百里。考核选中的，就免除他家的徭役，田宅也不征税。几年之后，他衰老了，这些待遇依然照旧。以后重新挑选武卒时还是用原来的那套做法。所以国土虽然扩大了，而国家的税收也一定减少了，这是在危害国家的军队。
“秦国的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条件很差，却受到了残酷的役使，国家用权势压迫他们，用穷困的生活条件扼制他们，用奖赏训练他们，用刑罚逼迫他们，使秦国的老百姓要想从国君那里得到好处，只有打仗，别无他路；使人民处于困境然后役使他们，作战胜利然后奖赏他们，战功和奖赏互相促进，斩取五个敌人首级的，就可役使乡里五户人家。这种办法最为普遍、有力，而且得坚持长久。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征税，所以秦国能四代国富民强，这样不是侥幸得来的，而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齐国的技击之士对付不了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又对付不了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可以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纪律严明的士兵，齐桓公、晋文公的纪律严明的士兵又不可以抵挡汤王、武王的仁义之师。同这样的仁义之师作战，就像用手指搅沸水、以卵击石一样有去无回。上面说的齐、魏、秦这几国，都是求赏趋利的兵，都是雇用来出卖气力的人，而没有尊重君王，遵守制度，崇尚节操的信念。诸侯若能精心地实行礼义，就可以把这几个国家全部打败了。所以招募、挑选士兵，看重威势和诈术，崇尚功利，这是欺骗；礼义教化，才能使人民齐心协力。所以用欺诈对付欺诈，也许还有巧拙的区别；用欺诈对付齐国就像用锥刀去挖毁泰山，除了天下最愚蠢的人之外，是不会有人敢去试的。所以王者的兵，是不会轻易使用的。汤武诛伐桀纣，就像拱手作揖那样从容指挥，而强暴的国家没有不赶快投奔效力的，诛伐桀、纣就像杀个独夫一样。所以《泰誓》上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军队高度齐心，就能制服天下；比较齐心，就能威胁邻国。如果是那些招延募选来的、看重权势和诈术、崇尚功利的士兵，那就胜或不胜没有定准，时弱时强，时存时亡，互有高低罢了。这就叫做强盗队伍，君子不用这样的士兵。
“所以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都是世俗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他们本领的巧拙强弱不相上下，至于他们的用兵方法则是一样的，没有达到和谐统一，而是抓住敌人的弱点，伺机欺诈；使用权术，颠覆敌人，只能归属于盗兵之类。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他们都有协调统一的士兵，可以称得上已进入礼义教化的境地了，但还没有掌握礼义教化的根本，所以他们可以成就霸业而不能成就王业。这就是强弱的效验。”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将帅的必备条件是什么？”
荀卿说：“智慧没有比放弃有疑虑的计谋更高的了，行为没有比不犯过错更好的了；做事没有比不反悔更重要的了。做事到了不反悔的程度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必定成功。所以制度、号令，要严厉而又有权威性；奖赏、惩罚，要坚决而又讲信用；营垒、仓库，要完备而劳固；转移、进退，要安全而稳重，敏捷而迅速；侦测敌情，观察变化，要求隐蔽而深入，还要反复比较核实；同敌人作战，一定要根据我方明确有把握的方案行事，不要按照我方还有疑虑的计谋行事。这就叫做六种战术。不要只想当将帅而怕被撤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可能失败，不要只对内严厉而对外轻忽，不要见到利益就不顾它的危害，凡考虑事情要深思熟虑，动用财物要不吝啬。这就叫做五种权谋。将帅有三种情况可以不接受君王的命令：宁可被杀，但不可让军队处于不安全的境地；宁可被杀，但不可让军队去打不能取胜的仗；宁可被杀，但不可让军队去欺压百姓。这就叫做三个原则。大凡将帅接受国君命令而指挥部队，全军已部属停当，各级将官都各就其位，各种军物都已走上正轨，而且君王的奖赏不能使他沾沾自喜，敌人的诡计不能使他激怒冲动，这才称得上是最好的将领。行动之前，一定要周密思考，恭谨有备。善始善终，始终如一，这就叫做大吉。大凡事情的成功一定在于恭谨认真，其失败一定在于怠慢忽视。所以恭谨胜过怠慢就吉祥，怠慢胜过恭谨就灭亡；智谋胜过贪欲就顺利，贪欲胜过智谋就危险。攻战时如同防守一样不大意，行军转移如同作战一样不松懈，取得功绩要看成像侥幸得来一样不骄傲，严肃谨慎地考虑战事而不疏忽，严肃谨慎地对待事情而不疏忽，严肃谨慎地对待官吏而不疏忽，严肃谨慎地对待战士而不疏忽，严肃谨慎地对付敌人而不疏忽。这就叫做五不疏忽。慎重地应用这六种战术、五种权谋、三个原则，做到严肃对待，没有疏忽，这就叫做天下无敌的将领，就是用兵如神了。”
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王者的军令、制度有哪些？”
荀卿说：“主将击鼓进军，至死不能让鼓声断绝，驭手驾车，至死不能放下马缰绳，各级将官至死不离开自己的职位，战士至死不离开战斗的行列。听到鼓声就进攻，听到鸣金声就撤退。服从命令最重要，建立战功是其次。命令不进攻而进攻，就像命令不撤退而撤退一样，两者的罪过是相等的。不杀害老弱，不践踏庄稼，对不战而退的敌人不要捉拿，对顽固抵抗的敌人决不放过，对投诚的敌人不当作俘虏看待。凡是诛杀，不是杀戮他们的百姓，而是杀戮那些扰乱百姓的人。如果百姓中有掩护敌人的，那么这也是敌人了。所以对不退而战的敌人，就让他逃生；顽固抵抗的敌人，就把它消灭；前来投降的敌人，就免他一死。微子启投降后被封在宋国，曹触龙不投降被斩于阵前，殷朝那些归顺的百姓生活待遇和周朝百姓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近处的百姓歌颂和欢迎周朝，远处的百姓不辞劳苦来投奔周朝。无论多么边远偏僻的国家，没有不高兴地前来为它效力的，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凡能到达之处没有不服从的，这就叫做民众的师表，《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服从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王者只有诛伐不义而没有无理进犯。敌军在坚守，就不要进攻；敌军在抵抗，就不要出击。敌军如果上下一心就祝贺他们，不屠杀百姓，不搞偷袭，不让军队长期在外劳苦，用兵不超过一定期限。所以混乱国家的百姓喜欢王者的政治措施，而不满意自己的国君，盼望王者的军队来到他们的国家。”
临武君说：“说得好！”
七、天论
主旨
这是一篇探讨天人关系的重要论文。荀子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以朴素唯物主义精神，对当时一些错误的观点如天有意志、治乱在天、天命可畏等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观点是：一、提出了“天行有常”的理论，指出天就是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只按照本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和变化。二、社会的治乱与天没有关系，天不能决定人间的吉凶祸福，自然界的各种怪异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人妖”，因而明确指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三、人要顺应自然，但不能消极等待自然的恩赐，要主动去认识自然法则，并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制天命而用之”，“官天地、役万物”，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另外，荀子还认为人的认识是由感官接触外界而产生的，指出祭祀求雨或占卜决定大事都不过是一种文饰，并不真可相信。在两千年前提出这些具有科学精神的真知灼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递炤】交替照耀。炤，通“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