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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流传情况也差不多。
1900年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和俄国是对手，但很多德国人都不读《战争论》，真正重视克劳塞维茨的，反而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攻入苏联，在苏联的图书馆里，到处都能看到克劳塞维茨的书。德国的军人很后悔。
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都曾为俄国效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提到过当时在俄国的克劳塞维茨。翻译《孙子》，俄国也比较早，仅次于法国。
他们的兵书，都是拿破仑战争的产物。拿破仑本人不写，有人替他写。
我这样讲，是想提个醒。我们有兵法，人家也有兵法，彼此彼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部好兵法，人家就是我们的徒弟。
（六）向鬼子学习
战争，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老师打学生，学生打老师，是常有的事。列强的道理，挨打的就是学生，打人的就是老师。鲁迅说，我们应放弃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就是讲这个道理。
中国近代，是一部挨打的历史，打我们的，都是老师。八国联军是八个老师，我们谁都学，不是一点一滴学，而是从武器、装备到制度、训练，全面学，彻底学。全盘西化，军事最明显。
最近出版的《剑桥战争史》说，西方战争方式是支配全球的军事传统：不管是进步或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称著（零案：应是“著称”之误）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国家，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这种主导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来是值得认真地考察和分析的。
作者讲得很清楚，日本是好学生，我们不够格。
日本是先下手者为强，我们是后下手者遭殃。
打人的是好学生，被打的不够格。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不同，主要在这里。但中国从未拒绝学西方。别的不学，也得先学这个。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大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挨打比挨饿还要紧。典型表达，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根打狗棍”。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大家到中国军事博物馆看一下，就一清二楚。我国的军队，从军装到武器，时代特征很明显，所有列强，我们是转着圈地学。只是学得不好，还没学到足以打别人的地步，列强也绝不让你学到这一步。战前，日本军校，老师打学生，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是家常便饭。我们就是低年级学生，老师打完，还得挨高班同学的揍。
日本也是我们的老师，至少是半个老师。
日本打中国，一直说是救我们，把我们从白鬼子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是我们的大救星。这种又打又救，我们听不懂，但西方听得懂。
日本的选择，是先打谁，后打谁。苏、美、中国，首先该打的，当然是中国。打苏联，打美国，他们倒了霉。但中国是软柿子，日本扶同盟会，扶张作霖，扶满洲国，甚至宣传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全是为了打中国。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是战胜国，但胜得不硬气，列强（包括日本）还是不把我们当回事。
我们的选择，是挨谁打，而不是不挨打。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蒋介石的伐交，派人游说德国，游说意大利，游说美国，都是为了不挨打或少挨打。
加入先进才能不挨打，才能打别人，是日本的国际主义。
我先进，你落后，先进该打落后，是日本的民族主义。
两者并不矛盾，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西方的战争方式，第一是到外国打仗，用武力为商业开道，传播文化，传播宗教；第二是重实力，重武器，依赖金钱和技术；第三是重视制度和训练。
日本比我们学得好。
我们的传统是战略守势，尚谋轻技，尚谋轻力，花拳绣腿的东西比较多。
西方的传统是解毒剂。
（七）《孙子兵法》和全盘西化
我们学西方，首先是学洋枪洋炮。枪炮本来是我们的发明，但我们反过来跟他们学。佛郎机炮是葡萄牙炮，红夷大炮是荷兰炮，都是明代就学。克虏伯大炮是德国炮，清代也早就引进。袁世凯，北洋军阀，都是欧洲打扮。北洋新军、北洋海军，还有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学西方。中国近现代，有三大陆军军校，武备学堂、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武备学堂，李鸿章奏设；保定军校，蒋方震是校长；黄埔学校，蒋介石是校长，哪个不学外国？十年内战时期，红军的顾问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只是个工人。国民党，请的也是德国人，前后五个顾问，都是德国将军。第一位是德国退休的陆军总长，最后一位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蒋介石喜欢德国，佩服希特勒。德国需要中国的钨，也重视中德关系。中德断交，是没办法。当年，孔祥熙游说希特勒，无功而返；宋美龄游说美国，撒泪而还。蒋介石以为，只要上海打起来，列强就会来帮中国，他是打错了算盘，谁都不肯施以援手，美国还向日本卖武器。他们都认为，日本最有资格代表亚洲，还能抑制苏俄。当时，法肯豪森将军想留下来，帮中国抗战，德国不同意；他说，那我就加入中国国籍，以个人身份留下来，德国也不答应，只好回国。我的好朋友，罗泰教授，就是出自同一家族。北伐，南北军人都是大檐帽；十年内战，红军，八角帽（列宁帽），模仿苏联；白军，戴德国钢盔（淞沪抗战也是戴德国钢盔）。抗战，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帽子都是“好兵帅克”式，滇缅抗战，先戴英式钢盔，后戴美式钢盔。二次大战后，国民党军是美式装备。解放后，解放军换苏式装备。
光是一顶帽子、一个钢盔，就能反映历史变化。
这是中国的西化。
（八）《孙子兵法》与现代中国
中国玩命学西方，《孙子兵法》往哪儿摆？这是大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西化大潮，汹涌澎湃，大家顾不上。西化常见，中国的宝贝先搁一边，权当点缀。保古复古，只能缓图之。
有人说，传统文化搞得好，现代化才能搞得好，比如日本，就是榜样。这是说反了。事实上，他们是摆脱西化压力早，故能保古复古。西方也是如此。我们的毛病，是体用老理不顺。
民元以来，研究《孙子》，有一点书，比如蒋方震，比如陆达节。蒋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浙江海宁人，钱学森的老丈人。他是清朝派往日本学军事的留学生，曾获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还在德国当过见习军官。清末，他在盛京（沈阳）当禁卫军管带和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在赵尔巽手下做事。民国，当过保定军校的第一任校长，去世前还出掌陆军大学，在北洋系的军界很有名，在国民党的军界也很有名，死后追赠为上将，是个三朝元老。他的书，原来叫《孙子新释》，曾刊载于梁启超办的《庸言》杂志第5号（1914年），后与刘邦骥合作，参合旧注，合编为《孙子浅说》（1915年）。此书是民国新作的第一部。陆达节，海南文昌人，抗战期间，在重庆军训部军学编译处供事。他对中国古代的兵书做过调查研究，写出《孙子兵法书目汇编》（重庆：军训部军学编绎处，1939年）和《孙子考》（重庆：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这两本书，对文献整理有贡献，我读《孙子》，最初就是利用他的书。解放后，陆达节编过《毛泽东选集》索引。还有一本书，钱基博的《（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时也读过。这本书很厚，它旁征博引，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新战史例”讲中国旧典，很有意思。钱基博，就是钱钟书的爸爸。他的书，蒋方震的书，都拿《战争论》和《孙子》做比较，可以代表新风气。这种书有一批，但《孙子》的地位，不能同从前比，不能同西洋兵学比。
（九）毛泽东与《孙子兵法》
《孙子》很重要，放在世界军事文化中，地位很突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声音太小，引起重视，还是在冷战时期。
《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格里菲斯的译本，前面有个序，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写的。这个序言，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译文的题目是我加上去的，叫《回到孙子》。
哈特说，《孙子》写得好，在西方，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以跟它相比，但《孙子》更聪明，更深刻。《孙子》比《战争论》早两千多年，但比《战争论》更年轻，不像后者，强调暴力无限，显得更有节制。如果早读《孙子》，两次大战，不会那么惨。他说，他是1927年从邓肯将军的信中知道《孙子》的。1942年，有个蒋介石的学生多次登门。这位军官说，您的书，福勒将军的书，在中国的军事院校是必读书。他就问，那《孙子》呢？这位军官说，虽然《孙子》仍是经典，但多数军官认为，在机械武器的时代，根本不值一读。哈特告诉他，不，正是现在，我们才应“回到孙子”。这篇译文的题目就是这么加上去的。
在哈特的序言中，我们注意到，他说“回到《孙子》”，和毛泽东有关。格里菲斯翻译《孙子》之前曾编译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文章。哈特说，正是在核武器时代，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孙子》，需要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哈特的话，我爱听，但不至忘乎所以。我们要知道，《孙子》的大出其名，还是乘时而起，乘势而起，它和毛泽东的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