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实证假设。在革命改善一切之前，天下之事必须先在各方面都恶化到极点，以产生物极必反的效果。茅盾又一次将左拉式的决定论因子重新诠释成一个封建意识的传承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在他看来，就是这些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命运，旧式的命运之轮的观念又轮转了一回。
问题不止于此。茅盾身为知名左翼作家，理论上他的写作应该记录传统乡村技术在资本主义垄断中国经济与工业之前夕的沉沦。但是，正如批评家早已指出的，他描述农民的辛勤工作以及对神明动摇的信心，其口气之同情理解，使得这个故事成为对农民的韧性与耐心的颂歌，而不再是对他们的迷信与保守的批判了（42）。甚至故事的题目“春蚕”都有一种浪漫伤感的暗示，远溯唐代李商隐《无题》诗中的名句：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老通宝是过时价值体系的代言人，然而由他的家庭所面临的困境看来，我们不禁怀疑：是否昔日的迷信还比现在的承诺来得令人心安？茅盾是否无意间泄漏了反向的意识？更模棱两可的，他是否悬置了意识形态与道德判断，使得他的作品成为一个充满不确定的空间？
正因为有这种反讽的叙事潜力，所以故事事实上是加强而非安抚了，历史转折点上，新与旧生产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茅盾的政治观点使他将历史看成一个朝向共产主义太平盛世前进的进化过程——因此农村的人工劳力必然要向资本主义投资与大量生产低头让位，正如《子夜》一书所反映的。然而我们从这个公式里看到了一个令人困扰的吊诡，也就是说，在最后革命到来之前，历史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倒退的发展，每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阶段（以及生产方式）较诸前一阶段都要更等而下之。如果，如批评家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设计重演了基督教幸运堕落的情节，也就是说乐园之所以失落乃是为了复得，而每一个时代都要比前一个更罪恶、更可怜，这样才能为最后太平做准备（43），那么支撑茅盾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的，其实何尝不是一个中国固有的、视历史为循环运转的观念。革命的预期及反向的怀旧于焉合并，同时认可了无从避免的进步与不断滋长的疏离；在这种认可中，因为对最终救赎有所自觉，进步才能显而易见，而不是依靠任何当代的证据而得出来的结论。
三部曲的后两部《秋收》与《残冬》呈现出农民因劳动得不到报偿而陷得更深的情况。在小儿子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尚未作用前，老通宝一家的情况可谓每下愈况；因此，老通宝缅怀往日的好时光倒也情有可原。身处对历史活动如此自我矛盾的视野中，茅盾对昔日蚕业习俗念旧的记录与其说是他反动意识的表征，反不如说是一种指针，暗示他理解到未来资本主义时代在经济与道德层面都将比较不理性与不人性。以茅盾本人及正统左翼批评家未曾预料到的方式（44），这个推理上的前后矛盾却反而强化了三部曲的戏剧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严肃的问题：茅盾对新的叙事与经济/历史模式的全面引介，是否也为一个新的神话铺好了路？
面对反抗与革命，农民逐渐萌发的欲望是三部曲中最主要的动力。而与此相对的还有对回归神秘天道秩序的渴求，虽然不明显但同样重要。茅盾说得很清楚，前者是根植人类意愿，而后者的力量则恰恰来自对天赐恩惠的迷信。理想上，我们应当会看到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在三部曲的某一部分中彼此交错。例如老通宝之死，或是农民抢劫当地富人的谷仓的一幕。两种相反力量的其中之一将失去其神秘的力量，另一个则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然而，茅盾描写这些力量的方式却可以引起一种全然不同的阅读法。在三部曲从头到尾中，这两种力量其实从未交换地位，而是彼此平行，同时加强。我们犹然记得具备先知形象的黄道士到处散播有关异象的谣言，借此吸引更多的追随者，而同时多多头与其他年轻的农民正组织起来与有钱有势者作对。《残冬》的结尾，多多头与其他的反抗分子终于公开地与地方势力对抗，当时新的真命天子即将来到人间的谣言却也正甚嚣尘上。
正因如此，三部曲的结局可谓暧昧至极。所谓的真命天子临凡，不过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天真男孩。他被紧张的地方武力逮捕，而解救他的竟是前来攻打监狱的多多头。多多头在发现所谓真命天子的真实身份之后，不禁哑然失笑，随便把他打发走了。与此同时，他自身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然而，这场解救所象征的，不是神秘天命的消解，反倒是取而代之。农民叛变的领袖与天命所择的圣主之间的交错，令读者不禁怀疑他们是否都反映着中国农民的乌托邦愿望。根据茅盾的计划，《农村三部曲》的高潮是历史将朝革命目标迈进。然而他的作品背后其实隐藏一个讯息，人们渴望的无非是时间倒流，早早获得解救。我们不妨更进一步地说，不论前进或后退的直线发展，其实都只是时间循环的一部分，革命不外是混沌与秩序的转换的最新承诺。最后，茅盾意图写作一个关于中国农民自发性地与大自然与老天爷抗争的启蒙故事。然而正如这三个故事的题目所指出的，季节循环所形成的神秘节奏，其实只能依靠叙述重建。
在《农村三部曲》之后，茅盾的历史空间化行程的下一站就是乡镇与小城了，也就是连接老通宝一家安身立命的乡村与资本主义大户扬名立万的大都会上海，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些城镇形成第二种时空型，一个时间/空间交集的脉络，以商业行为而非劳力来规范人际关系。时空型模式的转变必然影响到使现实成为现实的再现系统。在这里农民不再是主角，小商家与地方企业主才是这个社会的主要阶层（45）。金钱，而非商品，才是赋予这个社会意义的新暗喻。
任谁也难忘《多角关系》一开头唐子嘉一长串的银行户头、放款、贷款、租金收入、当铺盈余、待兑支票、房产、不动产投资、土地，以及其他的财产。抑或《林家铺子》中，记录林先生杂货店之财务变动的精细无比的报表。的确，唐子嘉与林先生代表了茅盾小城人物大观中的两种典型。唐子嘉是由地主转型的现代企业家。他向租户收租，并经营当铺与丝厂。而林先生则开设杂货店，也同时为低阶层的人们提供私人的借账服务。茅盾以标准巴尔扎克的方式描写这两个人物的生意，呈现出无人能脱逃的恶魔般的庞大机制。我很快会说明《子夜》也同样处理金钱力量的问题。而对《林家铺子》及《多角关系》中的人物来说，金钱多多少少意味着货品的契约性象征，所以带有某种物质的价值。而在《子夜》中，在大亨、证券业者以及投机分子的手上，金钱的抽象本质遭到揭露，其滋生或缩减是绝对不讲人情的，直接可威胁到整个商业的象征系统。因此，金钱的概念如今在每一个经济/历史发展的阶段，都有一个新的道德的交换价值。
《多角关系》中唐子嘉所经营的三种企业——土地、当铺、工厂——的天罗地网，足以罩住所有像老通宝一家这样的农民。唐子嘉将他的土地与地上物出租，又将所得的租金再投资到工厂上，而生产出的商品远远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为了纾解穷人财务上的困窘，他的当铺又以逸待劳，以远低于其真正价值的价钱买进物品。这三种企业联合起来，互相补足，使唐子嘉的财富在时间直线发展的过程中无尽地累积。
不过，小说倒并不是写地主企业家一路发达的故事。反之，故事讲的是在充满不可预测的经济与政治动乱的时代中，幸运之轮随时可能脱轨。早在小说第三章，我们就知道唐家的当铺破产了，继之他家的伙计在乡下又收不到租。更糟的是，丝厂的工人正准备发动罢工，抗议雇主拖欠薪资。整部小说中，唐子嘉都在四处跑，挖东补西调头寸，而他在银行界的朋友有志一同拒绝他的请托，害怕承担风险。然而，此处所牵涉的问题在于唐子嘉与他财务情况较好的朋友，其实根本都是同样的大输家。若说唐子嘉的问题是工厂里囤货过多，那么他的朋友们则苦于保险柜里积金过剩。正如他在小说结尾感叹的：“这年头儿真古怪！有多少‘事业’，——多少商家厂家周转不来，僵在那里；然而银钱业也说他们有多少现款活动不来，也是僵在那里，——他们是要胀死！”（46）
《林家铺子》中的林先生也有类似的遭遇，虽然他的财富事业比起唐子嘉来可谓小巫见大巫。林先生是量身订做出来的中国小布尔乔亚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杂货店完全以古法经营（47）。他大量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再以他吸收的剩余资金开设私人银行。根据茅盾的道德标准，林先生取利于买主与借贷人，虽未必称得上诚实公道，但是就家人与朋友来说，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就这一点来说他比唐子嘉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当他面临破产的命运时。林先生无意欺骗他的私人银行的客户，但是当客人买不起他的货品，生意越来越清淡，他也无法继续诚实可靠。
由共产主义的观点笼统来看，我们很容易得到结论。那就是唐子嘉与林先生都不值得同情，因为他们剥削了像老通宝一家那样的大众。不过对这两人的没落，茅盾另有话说。他在其中看到了一个时间与历史将自己的力量公诸于世的信号。我们还记得在《农村三部曲》中，直到农民揭竿而起的最后一刻，时间才被动地以自然的循环与命运巨轮的形象为人们所感知。然而在唐子嘉与林先生的例子里，时间的角色却主动多了。时机取代了单纯的时间，成为决定他们成败的关键。他们看出买进卖出的最佳时机，又在最有利的时机中，重新投资所得的利润。八百里远的政治或经济变动的消息与上海城市里的谣言都对他们的生意有着重大影响。时间与时机彼此照应，但却未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