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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论
——鲁迅之后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场域里，鲁迅的地位从来首屈一指。二十世纪三〇年代以来，鲁迅即被视为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化身、文学革命乃至革命文学的模范、现代启蒙论述的先锋、中国的良心。鲁迅的影响如此深远，他的神话魅力如此迷人，仿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已经达到高潮，而鲁迅之后所出现的种种试验，都不过是对大师的回应罢了（1）。
鲁迅对中国现况所展现的洞见，以及借文学形式所提出的批判，当然具有典范式的贡献。然而就他所示范的形式与观念而言，仍有一些作家别有开创，形成与大师的对话。这倒不必意味是什么“影响的焦虑”，而是意味在鲁迅所奠定的论述典范中，辩证的声音其实此起彼落。有些声音质疑，甚至逾越鲁迅的地位，但同时也反证了鲁迅的影响。我以为茅盾、老舍、沈从文可以为这类声音的三大代表。这三位作家的创作时间后于鲁迅，他们对鲁迅的写实观了解充分，足以对其有所修正增益。他们对中国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所从事的实验，从历史政治小说到乡土文学，从插科打诨的闹剧叙事到涕泪交零的感伤文字，不一而足。在这些实验中，他们将鲁迅勾勒的中国视景加以延伸，为其后的写实和现实主义的实践指出不同道路。在历史交汇时期，这个更广阔的写实/现实主义的领域，也恰恰是年轻一代创作者的新起点。
鲁迅从事小说创作之时，正值支撑传统中国现实的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s）土崩瓦解之际。当时知识分子与文人汲汲追寻强国之“道”，而如何“阅读”与“书写”中国的问题，正是他们的要务之一。有心人对新叙事典范的上下求索，从来就不只是文学游戏，而是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文化/知识手段。他们普遍坚信中国的问题来自文化/知识的断裂，因此只能以内在的、整体的方式加以解决（2）。不论就修辞或观念上来说，革新叙事典范都被认为是反映及矫正现实的先决条件。足以代表这种思想模式的，包括了梁启超提倡小说对中国民心“不可思议的”改造能力、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慷慨激昂的文学现代化宣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更有鲁迅以震聋发瞆之姿，号召拯救中国人的身体前，务必先拯救中国人的精神（3）。
早在写实主义发轫之初，鲁迅及其同辈对这一叙事典范就成就了一个吊诡：写实主义一方面质疑事物必当如此的定律（the real），一方面却又对内在真理（the Real）的存在，信之不疑。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将从前奉为神圣的金科玉律历史化，动摇了任何内化的信仰；另一方面却又忙不迭地开出替代品，泄漏其对“定律/真理”（real/Real）本体论式的渴望。他们强调像“客观”、“距离”这类写作律条，却又希望以此律条激起同情，博取承担。论者早已指出，现代中国写实主义发展的“情节”犹如悲喜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写实”到“现实”主义的转折，历历可数（4）。这一矛盾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写实/现实主义小说，以及我们讨论的这三位作家如何面对这个矛盾，就是本书的主要关怀所在。
鲁迅及其前辈处理现实的新方法，首先可以用“形式陌生化”（formal defamiliarization）这个概念来加以讨论（5）。为了用文学来诊断中国的病症，鲁迅必须先建构一个充分有效的叙事方法；要再现现实，必须先找到再现现实之“道”。在这方面，鲁迅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十九世纪欧洲写实主义融入中国的叙述规格里，并为晚清小说家描写现实的努力，找出另起炉灶的可能。学者如韩南（Patrick Hanan）及西曼诺夫（V。I。Semanov）等研究鲁迅对十九世纪欧洲叙事模式与晚清叙事模式的接受与改换，早已为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打下坚实基础（6）。
任何“形式陌生化”的尝试都牵涉到时间长流中新旧现实观的对话。就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而言，其首要的动机在于借由文学促进改革与革命。在这样的号召下，不管传统的经典小说所刻画的现实如何生动，也往往会因为无法配合时代对主体和形式的需求，而被讥为“不写实”。鲁迅的小说原本立意与旧的、不写实的文学传统划清界线，却因此见证了任何奉现实之名的写作所引起的辩证——为动态的现实赋予形式与为该形式找到历史脉络的辩证，超越时间与铭刻时间的辩证，美学净化作用与规范性的（7）、追求“模仿”（mimesis）与“逼真”（verisimilitude）效应的辩证。在此，“模仿”指的是对世界客观存在亦步亦趋的仿拟，而“逼真”则强调任何仿拟行为中，让人“信以为真”的文化/历史动机（8）。当然两者都必须包含语言媒介的介入。如果我们不能考虑叙事内在与外在的传承动因，那么不论“模仿”或“逼真”均属空谈（9）。
既然如何再现现实，再现什么样的现实，或者现实如何被接受、如何被信以为真，都有历史无所不在的因素，那么“模仿”的实践就必先预设“逼真”的动机，现实的再现因此永远来自多方考虑（over…determined）。这就使我们注意到——而非抹消（如传统以为的）——现实的不可捉摸性。如此一来，我们更可以理解隐含在鲁迅自膺的“写作”的道德使命、与他写作的结果间的矛盾。尽管他一开始就昭示重新捕捉并改造现实的用意，但他却总难为心目中的真实提供一以贯之的意义，反而更揭露了意符与意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断层（10）。如此这般的写实主义彰显出重重矛盾：为现实（the real）命名的努力或引生了对“真实/真理”（the Real）的逾越，或是否定。鲁迅所形成的写实主义论述于是引发了一个反论述（counter…discourse），一个寓言式的潜文本，并泄漏出真实的应然与真实的实然之间的紧张关系。鲁迅的故事将社会现况做了动人的呈现，也同时告诉我们“真实/真理”（Reality）是如何透过文字的媒介，一再地消失与重现。
重读鲁迅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可以为以上的观察提供一个范例。评者早已论及这篇小说中的寓言层面。不论其含义如何丰富，归根究柢，我们可以说《狂人日记》其实正是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诞生的一个寓言。这篇小说横跨可解与不可解的心理/意识形态脉络、可读与不可读的语言符码，由此戏剧化地呈现鲁迅（以及当时作家）如何尝试与传统叙事体系划清界线、努力追求新声。值得重视的是，这一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论述的啼声初试，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对写实写作本身困境的反射。它引导我们叩问作为主观内涵存在的现实与作为历史决定下的现实之间，以及作为现实反映工具的语言与武断限定“真实”的语言之间，种种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都指向现实与愿景、写实与寓言间永恒的辩证。与传统的评论正好相反，我以为鲁迅的魅力并不来自他能够抚平这些紧张关系，而恰恰在于他意识到他对这些紧张关系的无能为力。我将从语言、叙述形式、心理分析、认识论与意识形态、历史与诠释学等五个面向来分别讨论。
首先，《狂人日记》向来以其框架式叙事与两种风格强烈相对的形式设计而闻名：小说开头简短的介绍部分是由不知名的叙述者用文言讲述的，而正文——即狂人的日记部分——则使用白话文。框架型叙事其来有自，作者声称自己只是作品的传抄者，因此以透明的中介身份出现，造成仿真的假象。这样的先例在西方固不可胜数，而晚清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是中国晚近的先例，鲁迅必然相当熟悉。“框架部分”将故事的中心部分置入特定脉络中，使得阅读与诠释有所凭依，更让我们产生一种“信以为真”的错觉。不过，故事的中心部分也同样要求实事求是的阅读，而这也是鲁迅之所以要讲故事的动机所在。白话的运用使得故事更平易近人，也更像是接近现实。“被置于框架中的”叙事部分因此又将周边故事置入特定脉络，表明文言的使用只会阻挡读者贴近真实。于是，鲁迅以语言的形式，将现实问题重叠，并使人注意到传述真实之际，叙事与语言的不稳定情况。
其次，语言符码的断裂又带出中介（mediation）的问题。虽然语言改革与政治革命未必平行，但不可讳言地，五四前夕的白话文运动的确表明，改革社会、政治现实的欲望可以落实在改革论述与写作的真实性上。幽禁狂人的“铁屋”不只是一个空间的禁锢，更是语言的牢笼。狂人以白话与西式语法表达自己，与框架部分典丽的文言对峙，如此一来他所陈说的问题就包括了两者的龃龉。对他来说，意符与意指还有他所看到的世界与他应当看到的世界，便再也不能贴合了，只剩下他的日记犹作困兽之斗，要以（尚）未被社会所认可的话语来为他所发现的真实命名。
《狂人日记》点明了写实主义叙事中各种声音的辩证。十九世纪西方写实小说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声音（voice）与视界（vision）的复杂性越来越有自觉。作家穿透个人的心理，以客观观察的名义，将它与浮动的社会/历史意识连结起来，然而这个观察其实受制于隐藏作者（the implied author）的全知知识。正如热奈特等批评家注意到的，叙事中“声音”的作用比叙事者或任何角色的话语都大得多。声音的观念与视角密切相关，它规范了叙事与其对应物之间的关系（11）。不论是第一或第三人称、限知或全知、部分或完全可信赖，写实的声音都提供各种切入点，将作者/读者的主观与描写下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并且要求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