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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的双层意义让我们看到茅盾早期作品中的自我悖反倾向。以三部曲《蚀》为例，其中的知识青年都苦于良心不安；他们向往革命所投射一个道德与理性的境界，以为可以不再受到混乱与非理性的威胁。但现实中，他们却发现革命的目标总夹杂一些相反的东西，包括无谓的冲动、暴力、索然的爱情、虚掷的生命，以及其他莫名事物（67）。年轻人如何将革命的渴望和革命内蕴的逆反冲动加以妥协，一向被认为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但从茅盾“背叛论述”的角度来看，我们才能了解这个主题可能还要复杂得多。所有的对立都不是那么一清二楚，而是在重重纠结中不断合纵连横。因此才有茅盾对笔下原应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或对自己以为反对的事物发生共谋的关系。
在《幻灭》中，背叛的主题首先由静和抱素的恋爱展现。静从乡下出来，想要追寻新生活，但她很快就连城市里的生活也觉得无趣。抱素的出现带来了她渴望已久的浪漫爱情。抱素是个花花公子，罗曼史自然少不了，静也不过是一个新猎物罢了。和抱素相反，绰号“理性人”的李克不齿抱素对自己的恋史大言不惭：“我又听完一篇小说的朗诵了。”（68）李克不断用到小说虚构这个字眼在此是个关键的意象，因为稍后事实证明抱素的确是个虚有其表的家伙。他攫取了静的心，和她上了床，又遗弃了她。更糟的是，他还是个军阀的走狗。抱素既不顾廉耻，也没有任何信念，他之所以背叛，其实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整个人格就是一个危险的空壳子。静被他背叛乃是必然的结局。其中的反讽在于静的偏轨使自己再次在追求现实中陷入虚幻、无所寄托的境地。
空想与（自我）背叛的锁链构成《蚀》三部曲的基调。茅盾描述此一锁链的运作，也就戏剧化地表现了自己的现实观念，这一现实观念恰恰建立在把自我否定当作幻象。在这个层面上，抱素游戏人间的方式就值得注意了。作为一个时髦的城市青年，抱素在校园内外都优游自在；他模糊了社会认知的焦点。他的身份和来路可疑，而他的行径莫测高深。游戏人间本是背叛与自我背叛的艺术。像是一种最终弥漫于整个三部曲的疾病一样，游戏人间的态度把人物的意识形态跟心理倾向都搅乱了；玩票和投入、赶时髦与责任感的界线也模糊了。简而言之，静与抱素的恋爱突显现实的不实所带来的危机（69）。
静疗伤止痛以后，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寻找新的方向，这一次是在北伐的战场上。茅盾深刻点出抱素所代表的游戏人间特质在静的身上不无痕迹可寻。她不断换工作，在幻想与幻灭的循环中不可自拔，直到她的真爱强猛及时出现。不过故事的结尾清楚地说明，她与强猛的美满婚姻最后也只是一场空，因为蜜月还没结束，他就奉召前往前线。静的教训是，原先以为的秩序、爱情、革命，成同心圆式的存在，现在她明白每一个圈子的开展都引向混乱、离弃、遗憾。对茅盾来说，对真实“非理性”一面的描写正是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艺术的起点。
政治与爱情领域中欺瞒与背叛的辩证在《动摇》中有更形象化的描述。自我矛盾的危机由故事的背景——国民党与共产党组成的武汉联合政府——就反映出来。而主角方罗兰的意识形态认同夹杂不清，一会儿是开明的国民党人，一会儿又是党内的左倾分子；他对保守的妻子及放浪的同事也同时存有爱意。方罗兰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却掉入左右为难的情况里；不论是他政治改革还是他的恋爱冒险最后都是混乱收场。故事收场时，他给自己和所立志效忠的人民留下的只有痛苦和困惑。
如茅盾所说：“《动摇》的时代正表现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严重的一期，革命观念革命政策之动摇，——由左倾以至发生左稚病，由救济左稚病以至右倾思想的渐抬头，终于为大反动。”（70）方罗兰最后把自己搞成他原来理想中革命分子的反面了。他的人格出了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共产党理应擘画未来理性社会的蓝图，又怎能眼睁睁地让武汉联合政府造成小说结尾那样的大混乱？或者，是否这个联合政府原本就是以毒攻毒的策略，以当下的混乱状况来换取未来革命的成功？
这篇小说的时间定位十分清楚，以革命的理想始，以混乱的民变告终。虽然“革命”（revolution）与“叛变”（revolt）都包含激进与暴力因素，对茅盾来说两者终究是迥然不同的行为；前者有一个理性的目标，而后者只是破坏力的发挥。《动摇》处理了这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表面上，茅盾把革命理想的崩溃归咎于狼子野心的胡国光；胡是一个卑劣的投机分子，为了自己的政治与商业利益操纵意志软弱的方罗兰。胡这样的人在无政府的混沌中真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用夏志清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权力欲熏心的人，总是自我膨胀，这正是自然主义小说中常见的主角”（71）。然而，如果我们把胡国光再仔细端详一番，就会发现相对于方罗兰而言，他不只是方的对手，也是个不可思议的翻版。像方罗兰一样，胡国光也游移在左翼与右翼之间，在妻子与情妇之间。胡国光是方罗兰任务里最不受欢迎的分子，但他的存在却恰巧坐实了方罗兰看似精准的革命计划中，挥之不去的虚妄部分。胡和方进行合作，以最糟的方式来执行方的计划，成为拙劣的串通者。既然方、胡是一体两面，那么方就不是仅仅被胡所背叛，也是被自己（认识不清，好大喜功）所背叛。他的革命理想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背叛在《蚀》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追求》中四处蔓延，无孔不入。革命已然失败，参与其事的人现在都面临一个苦涩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诉诸正义与理性的行动会带来残酷与浪费。正如小说的开头所指出，这些年轻的革命分子绕了一大圈，在他们当年分头追寻个人目标的地方又碰头了。反讽的是，就是在这个幻灭的时刻，在对失落的现实做乡愁式的渴望之时，现实才最能被人清清楚楚感受到。伟大的计划已经成空，生活里琐碎拉杂的寄托——在革命时代曾被当作额外或无用的事物——现在纷纷回笼，填补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空虚。像顺理成章的婚姻、正经八百的为教育献身、跑新闻报导“现实”，或者追求肉体欢乐等等，成为《追求》的主要部分。但即使这么卑琐的目标也难在现实的考验中存活。譬如小说中最散漫的角色——有自杀倾向的史循——就连自杀也没成，而是在他不想死的时候死于肺结核。
章秋柳在这群前革命分子中之所以鹤立鸡群，是因为她有不同的姿态来面对这背叛与自我背叛的局面。正如她自己宣称的：“我觉得短时期的热烈的生活实在比长时间的平凡的生活有意义得多！我有个最强的信念就是要把我的生活在人们的灰色生活上划一道痕迹。无论做什么事都好。我的口号是：不要平凡！”（72）“不要平凡”：她将激进的否定性性格带入平静无波的现实当中，为的是免于现实吞噬了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把一切变成一团分不清的泥团。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赵赤珠，她当妓女来养活自己跟丈夫，一面期待着下一次革命的到来。
对《蚀》的批评者来说，这些角色都应该为革命的失败负责，因为他们虽然渴求纪律与理性，却又生活在颓废之中。他们和共产主义的同盟根本是表面文章，在本质上就不实在。但茅盾的重点是，即便如此，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兴风发或低迷颓废正强调了革命本身的复杂性。他们或者夸张演义革命的理想，或者夸张地背叛它；摆动在这两极间，革命的可为或不可为的确显出空前的紧张。更进一步说，茅盾自己对布尔乔亚革命者的情有独钟，已经与党的文艺政策吹着不同的调子。创作与政治之间的互动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四一年茅盾发表了一部题为《腐蚀》的小说。有了《蚀》的前例，这部小说显得似曾相识，两者都有茅盾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以及政治动荡下，女性所历经的意识形态与心理变迁的复杂描写。这两本小说的书名也有所重复。不过茅盾的政治关怀有了清楚的转变。《蚀》处理一九二〇年代后期共产革命分子的幻灭与追求；《腐蚀》处理的则是一九三〇年代后期的国共地下斗争。乍看之下，茅盾态度的转换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自一九三〇年代初以来，他对共产党路线越来越认同，而《腐蚀》这样的小说正可以代表他对国民党政权有目的的批判。然而《蚀》的魅影挥之不去，与《腐蚀》形成一个潜在对话，并挑战其中明显的反国民党主题。此外《腐蚀》的叙述形式也很特别：全书呈现的是一个国民党女特务的日记自白，而这本日记是被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取得并公诸于世。这个框架式的日记结构提供了新的文本线索，提醒我们茅盾小说中一向纠结不清的写作与政治的冲突。
各版《腐蚀》书影
在叙事的前言或框架部分，作者茅盾宣称他在重庆的防空洞里发现了一个小包裹，里面有两张相片和一本日记。日记的作者不知何许人，茅盾就把它抄了下来，公之于世。这么做的理由是日记记的是一个女人在国民党政权下逐步腐化的痛苦自白，道出了许多命运类似的年轻人的共同心声。从小说的中间部分，读者得知日记的时代背景是中日战争中期，作者名叫赵惠明。赵惠明才貌双全，是个参加爱国活动的女青年。但她也是国民党的间谍，专事监控可疑的共党分子。日记现在已经零散不全，但仍然告诉我们她的任务情况，以及她感到自己越来越承受不了的压力。日记的中心是赵惠明对一个名叫小昭的男人的爱恋，而他却偏偏是个共产党。他们的恋爱以悲剧结束，小昭被捕并被处死；同时赵惠明也逐渐觉醒，开始认同小昭所代表的理想。日记骤然中止，或是因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