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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小娥女士在我头顶做“日”这种体操运动的事件大抵得属于小概率事件。在别处与其他男人一起表演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想法让我觉得愉快，说不准某年某月某日，我也将成为那其他男人中的一员。要在这幢三十六层的高楼里拥有一套房间的困难程度类似于西西弗想把石头推上山顶，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根据马太效应原理，买不起房的人就是西西弗。这辈子是，下辈子还是。
“别处”却可以无限延伸，可以是在长途客车后部散发臭味的卧铺车厢、布满鸽子粪与妩媚阳光的楼顶、长满青草与翩翩蝴蝶的山坡，甚至还可以是在支离破碎比烟花还要美妙绚丽的梦里——上帝也没法阻拦我在梦里与女士们表演这种优雅的赞叹着主的光芒的舞蹈。裸露出乳房、肚脐以及大腿内侧的女士将在梦里披散长发，把我引导至水的中央。我们一起唱：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万丈红尘是上帝的。我不会对他提出领土要求。但，梦，是我做主的地盘。我不允许任何一种生物对它生出觑视之心。那些看不清面庞提着刀胆敢跑到我梦里撒野的人或者野兽，最后，无一例外，被我打断手打断腿打掉了牙齿打成了一堆肉酱。
我笑起来。我的眼睛里有了柔软的弧光。但在这美好的时刻，我的手机又“汪”地叫起来，叫得惊惶，像一只被人摁在地上拳打脚踢的狗。我没动弹，继续坚持，眼球慢慢地凸出眼眶，嘴情不自禁地张开，越张越大。以吨为单位计算的光与影以及从天花板上降落的肉眼所难觉察的灰尘因为嘴的引力，发生了很微妙的让自己鼻血涌出的弯曲，并且最终塞满口腔。我想吐口水，吐不出。喉结滚动。我的嘴唇青紫了，我的舌头僵硬了。我好像一个溺水的人，试图在黑暗冰冷的大海寻找被墨西哥暖流带来的木头。
我缓慢地咳嗽，用意志对抗来自身体的重量。
我凸出的眼球观察到一种奇妙的与日常生活完全迥异的现象——墙壁是红色的。是的，墙壁是红色的。细小的血丝在我那两只可怜的眼球弥漫。所谓的白，只是一种观察方法所导致的结果，是人眼在400－760纳米的光谱区感受墙壁，在色盲眼里，或许还是紫色的。谁能说，我们就比色盲更接近事情的真相？事实上，墙壁还是黑色的，比如，当我头顶这盏昏暗的灯熄灭的那一刻，这墙壁就是黑的一部分。我对此有经验。在许多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为了摸索那扇通往公共厕所的门，我曾经被黑的墙壁撞得鼻青眼肿。也因为这，我学会了一种走路的方法，一种脚步动作迅速多变的方法。后来某个晚上，我在北京人潮汹涌的王府井大街上，与一位跳街舞的年轻高手邂逅。我在路边走过，正准备跳上场地中央一展身手的他顿时如被雷殛。我以为他是gay。Gay往往有非常独特的审美口味。我快步离开，甩出大步流星。他在后面跟着，迈着流星大步。我不耐烦了，回头问他有什么事？他弯下身，很尊敬地问道，你是太空舞步独步天下的杰克逊大人的收山弟子？我没理会他，虽然我不知道杰克逊大人是谁。我傲慢地扬起下巴，抖抖衣袖，没带走霓虹闪烁的王府井大街的一根光线。
时间比长城还长，要想望到它的尽头，真不容易。我一边数着绵羊，一边耐心地看着自己倒映在天花板上的影子。它庞大的身子里足以装得下三个我，过去的我，现在的我，以及将来的我。
黑色在平面上构建了不可测量的深度。这是一个幽深的曲曲折折的没有火把的洞穴。我们可以躲在里面。很安全。至少我现在就躲在里面。书上说，许多伟大的人曾经为了逃避世人的追捕在这里面躲藏了一辈子。我很羡慕他们。我们虽在同一处，但他们是栽树的人，我顶多是一个摘树上果子的人。其实，话不必说得这般迂回曲折，我躲进来的理由只有一个，北京已经很冷，雪已经盖住天空。天上没有了太阳，只有一堆堆灰白色会蠕动的蛆。地上的人并不少，什么颜色的都有，可惜我只认识这几千万人中的百来个。这是我在北京五年的劳动成果。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我的记忆只剩下一张石膏一样的脸，我能想得起名字的仅有数十人，我还不敢担保这数十人是否还记得我的名字。不过，不管他们是否还记得我，我在这里真心诚意祝愿他们幸福。
我希望他们的床边立着一个从二手市场搬来的做工粗糙线条简单但体积足够大的衣柜。衣柜里塞满薄的厚的晴纶的羊毛的各种厚度各种材质的衣裳，以及回家时带给父母与兄弟姐妹的各种礼物。衣柜上面还放着五个来自北京秀水路批发市场的可爱的北京福娃，福娃旁边搁着一瓶准备在漫长旅途上用来温暖心肺的北京牛栏山厂出的红星二锅头。也许他们中的寥寥几个，如我一般，没有衣柜，没有福娃，没有二锅头，但我希望他们的身边有另外一个人，一个互相牵手时可以忘掉茫茫人海的人，一个可以抱在一起相互用体温来取暖的人。
我祝福他们。我已经年过三十。我将一事无成。所以我把大把的时间用来祝福他人。承认自己已经被生活打败，虽然残酷，但自己不易脑溢血。何况，祝福这样一件美好的事，总得有人来干这活吧。缺少祝福的人有着惨淡的人生。我姐上次发来一条短信，她的同学，已官至县处级的某年轻有为的同学在一次酩酊大醉后，突发脑溢血，告别了他如花似玉的妻子与两个锦团花蔟的孪生女儿。我姐说，这么年轻的人咋可以脑溢血啊？我为我姐的无知发笑，于是，以破天荒的速度，在几分钟内，回了一条短消息。我说，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为增强说服力，我还把自己从网上下载的一个小骷髅头一并发了过去。效果很好，我姐没再理会我。一直到今天。
我望了一眼手机。它在床尾叫。我妈拿我没办法。我姐拿我妈没办法。我是家里的独子，是三代单传的长子长孙。我叫李唐。我汪地一声叫。我不信我的声音比一只破手机的音量还差。我的五脏六腑经过北京这五年的煅练，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已改由特殊材料制成，比长征老干部还经得起考验，绝对不会被艰难苦厄磨损，只可能会被永远不会来临的糖衣炮弹打倒。我对此有信心，比一个老农对手中的锄头更有信心。我可以用牙齿轻易咬碎混杂在米粒中的石砾，用舌头舔净铝膜包装袋上最后一滴汤汁，用手抓住胆敢揪我衣领的东北大汉的手。若比拼不过腕力，我就用恶狠狠的嘴巴弥补这缺憾。
我的耳朵里有蚊子叫。我的耳膜在熊熊燃烧。我的眼前出现了孙大圣头顶上的金箍圈。它们一个套一个，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扔进如同河流般哗哗流淌的天花板里。一个影像刚刚呈现，立刻又被黝黑的深处吞噬。墙壁确实是黑色的。河流确实是黑色的。间或有红橙黄靛紫的塑料袋与浮游垃圾从天花板上流过，每一个具体的物都是隐喻的存在，并在固态、液态、气态间迅速转换。
我努力撑住眼皮，像孙大圣用定海神针撑起中国人取经的希望。
我对自己说——坚持。
我能坚持多久？小溪在坚持，所以成了长江；长江在坚持，所以成了大海。我鼓励自己，我对自己大声说，你好歹还是一个人呐。你倒下去，好歹也得占去几平方米的土地。你知道自己这三十多年已吃过多少头猪多少只鸡多少斤粮食吗？这若拿汽车来装，起码能装十卡车，还得是斯太尔那种级别的重型卡车。我都喊出了眼泪。
时间缓慢地移动，从一个格子移向另一个格子。我的脑袋里都是这样塞满纸张、文字、相片、影像的格子。我的眼泪在空气中做着布朗运动。我看见一面面边缘不规则的镜子，许多线条，许多的点在边缘上迸出来，这些镜子在几个很偶尔的情况下才呈现出我熟悉的几何形状，比如三角形，比如矩形，比如平行四边形。但当这样的时刻出现时，镜子里的我就红肿变形得可怖，红肿的脸，变形的脸。这让我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害怕，但就是害怕。也许我在害怕这天花板坍塌。尽管这是一间三十六层巍峨的楼，其高度近乎庄严神圣，但一百一十层的美国纽约世贸大楼也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突然坍塌，其中南楼在被撞击后只坚持了56分10秒，而加固后的北楼也仅支撑了102分5秒。
我仰起头，继续看墙。我的眼珠子向上翻。墙与人一样，都要浪费资源，并谋求存在的意义，至死不悔，一直到被拆迁为止。每堵墙都是垂直的平面，对其他墙壁而言，都是一种冷漠的拒绝。它们只肯与出身于同一血缘的墙在一起围合空间，构成封闭的圈子。它们厌憎墙外，蔑视一切在墙脚萎缩起身子的生物，也蔑视试图攀越墙头的衣衫褴褛的孩子。
眼球里迸出千万根箭。头顶的百合穴是一滩死去的水。水中的鱼扔下一个个透明的形状。我的牙齿在掉，齿缝里有了石灰。我的唾沫与这些石灰发生可怕的化学反应。我的腮帮子又酸又胀。我想起马塞尔。一位有趣的法国人，酷爱从这扇墙壁穿越到另一扇墙壁，把他的读者吓得吱哇乱叫，但在最初的惊异之后，大家不约而同地热爱上了他。也许我记错了，是马塞尔笔下的某个戴眼镜的男士。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这只老鼠又出现了。
我咽下口水。我差点咽下了一粒牙齿。我的上帝，它跳上我的床，步伐轻盈，一转身，跃上床尾的木杆，蹲下，头往前探，聚精会神地凝视着那只幽蓝色汪汪叫着的手机。它不怕狗叫？我对它笑。它不理我。我汪地一声叫。它后退一步，看我，看看手机，露出心领神会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