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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后最初的一两个月里，宝东并没有指望崔喜出去工作的意思，崔喜自己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考虑。刚从乡下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她还没有享受够令她自豪而又自在的清闲，她需要这样一种享受，甚至形式重于内容，她觉得自己此时需要做的是尽快改变自己，尽快蜕去自己身上的那层乡村的皮。
搞好邻里关系，这在乡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崔喜觉得城里也不例外。当崔喜在楼道里或楼外面遇见邻居的时候，她总会主动打招呼，用尽量甜美而又热情的口气和人家拉一些家常，见人家手里拎着过多的东西时，她还会伸出手去抢着帮人家提。若遇到老年人，她还会主动上前去搀扶。崔喜觉得这些随意性的举动远远不够，于是就主动出击，时常在寂静的上午或百无聊赖的下午敲开某个邻居的家门，去找和自己一样的闲在家里的妇女聊天。她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会赢得大家的欢迎和赞许，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她从人家不咸不淡的表情中看出了人家的喜恶。
崔喜以牺牲自己的脸皮为代价，悟到了城市生活的一些基本原则。城市和乡村不同，城市人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一种神秘感，是对自己隐私的一种维护。乡下的亲如一家和毫无遮掩那一套在这里显然是行不通的。认识到这一点是崔喜人生观的一次飞跃，打这以后她放弃了做在脸上的谦恭，再不和邻居多讲一句话。她退回家中，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对自己的改造上了。
最先发现崔喜变化的当然是宝东了，有一天晚上宝东从修理部回来，他是自己拿钥匙开门的，崔喜闻声从厨房出来时他大吃了一惊，崔喜穿着一条花格的长裙，戴着仿白金大耳环，化着很浓的妆。宝东尽量睁大眼睛看她，然后拖着长腔说，崔喜你怎么变得这么古怪呀？
我古怪什么？崔喜反问道。
你看你梳的发式吧，辫子不是辫子，马尾不是马尾，说你时髦吧，你又不是真正的时髦，说你老土吧，你又有点洋气了。宝东说。
你说我还像乡下人不？崔喜问。
不像。宝东很肯定地回答。
宝东的回答令崔喜十分满意，她甚至用了一种几乎没用过的忸怩动作来表达了自己的满意。这也许是她急于得到的一种结果吧。
那我像城里人吗？崔喜又问。
也不像。宝东说。
为什么？崔喜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宝东说。
宝东的回答令崔喜先喜后悲，不过这没有什么，她还年轻，她在城里的日子还长着呢，她有充足的时间彻头彻尾地改变自己。
崔喜的变化是从许多细节开始的，她先是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变，比如发式、上衣、裤子、鞋子，然后才是考虑它们之间的搭配。再然后是走路、神态。遇见熟人，她不再主动大声地和人家打招呼了，眼神撞上眼神，她也只是矜持地笑一笑了事。
街口卖炒葵花子的洪姐是崔喜惟一能够谈得来的城市女人。洪姐几乎是一眼就相中了崔喜，她主动把崔喜叫到身边，热情洋溢地和她拉家常，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崔喜，你虽然没有街上那些洋娃娃一样的女孩漂亮，但你一点也不用自卑，你的身上有一种土洋结合的美，那种乡村庄稼地里的清香味道已经深入你的骨髓，你的新衣服、新发型甚至新的姿态都掩盖不住这种味道。洪姐的话对她既是一种打击又是一种鼓励，起初她想扬着头从洪姐身边走开，可是她想了想还是忍住了，她知道洪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对她而言目前改变的只能是外形，想改变内核恐 怕没那么容易。
我会慢慢变的。崔喜低声说。
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非得要变呢？洪姐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得变。崔喜说。
洪姐的丈夫是一个社会闲人，整日里在社会上与一些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混，洪姐管不了他，也就不管了，家里的生活费用全靠她卖炒葵花子来维持。每日风吹日晒的，洪姐的脸已经像乡下人一样黑里泛红了。
我也想和你一样，自己干点什么。崔喜说。
宝东的生意不错，家里不差你挣这点钱吧？洪姐说。
这不是差不差的问题，这是能不能自己挣钱的问题。崔喜说。
崔喜说罢这话时其实主意已经打定了，她真的想走出家门去做点什么。
崔喜决定出去打工，宝东没有阻拦她，能出去赚几个钱毕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崔喜对城里的各行各业几乎一无所知，这一无所知的本身就是一种诱惑，它使走在到处是人的大街上的崔喜充满了激情和渴望。
崔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饭店里做服务员。饭店不大，老板只雇了四个服务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又都是清一色从乡下来的，这使崔喜有了一种毫不孤单的感觉。她们除了要在前厅招待客人外，还需要打扫卫生，帮助厨师改刀，倒脏水和垃圾等，活虽然很累，但这对崔喜来说算不得什么，她完全有这种承受能力。
但这种承受能力还是在某一天被打破了。那是个晚上，已经深夜了，快关店门的时候，正在厨房里收拾着什么的崔喜突然被人在身后给搂住了。一股热乎乎的气体从她的脖子后面袭卷过来，她扭头一看，老板的一张表情怪异的胖脸正向她贴近过来。
啊——崔喜失声尖叫道。
轻一点。老板喘气声很重，他压低声音说，别叫前厅那些人听见，你们四个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你跟了我，我不会亏待你。
崔喜从来没遇见过这种事情，她的脸色和声音都失常了，她大声吼罢，奋力甩开身后的老板，不管不顾地冲出厨房，冲出前厅好几双惊愕的眼睛，失魂落魄地逃回家去。
崔喜找到的第二份工作是做家政，说白了就是给人家作保姆。雇主把她雇来是为了伺候一个六十多岁的病男人，雇主是病男人的儿子，但他和父亲不住在一起，这里只有病男人一个人。雇主一共雇了两个人，另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妇女，她们俩倒班。这病男人是脑血栓患者，正在恢复阶段，胳膊和腿刚刚能动一点点，大小便都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够完成。有一次，崔喜帮着他小便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病男人那软塌塌的家伙突然像一个被充了气的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它的这种姿态令崔喜大吃一惊，她下意识地朝病男人的脸上看去，她发现他那双本很暗淡的眼睛在这时竟然发出了一种异样的光彩。崔喜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她勉强帮着他躺到床上，然后几乎一刻钟都没停留就给雇主打了电话，不讲任何理由地辞去了这份工作。
崔喜找到的第三份工作是在一家保健按摩院做按摩员。她是看过这家按摩院的招聘广告后去应聘的，那个女老板几乎毫不犹豫地留用了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培训，崔喜就出徒了。所谓培训，不过就是女老板叫另一个按摩员给崔喜简单地做了几种按摩而已，做完女老板就叫她上岗了。她的心情很忐忑。怯怯地说我还不熟练。女老板很大度地笑道，在实践中学，进步最快，我敢保证没几天工夫你就会成个高手。
第一次上岗，顾客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年男人，女老板把他引进用纤维板隔成的小包房后就退了出去。对这位顾客的服务项目是保健按摩，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全身按摩，那些诸如泰式、日式、港式、推油之类花样繁多的项目崔喜还没掌握，目前她所能做的只能是这种保健按摩。客人脱掉外衣、外裤，全身放松仰脸躺到床上后，崔喜将一块浴巾盖在客人的腰部，然后退到客人的头部位置，从头部开始给客人按摩。这其实是一件力气活，但这显然难不倒崔喜，它毕竟要比乡下那些活轻松得多。但随着按摩的深入，难倒崔喜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崔喜按摩到客人的大腿跟部时，她发现那条浴巾的中央部位突然升起了一座小山，崔喜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张着两只手几乎不知该怎么按摩了，此时的她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客人似乎并没有在意崔喜的这种表情，他用手指着那座挺起的小山，用十分平静的口气对崔喜说，你给我按摩一下这里，我给你加费。他说这话就像在饭店里对服务员说加一盘莱一样不慌不忙，可崔喜却慌了，不光是慌，还有羞辱和愤怒。她毅然走出包房，冲着一脸惊讶的女老板大声说道，这种活我干不了，我走了。女老板挡住她，试图要说服她，但她
奋力将女老板推开，头也不回地把这暧昧、幽暗的地方甩在了身后。
崔喜回到家就哭了，她不光是因为受到侮辱而感到委屈，更多的难过其实来自于城市生活的出人意料。这天夜里，她伏在宝东的怀里又哭了一回，她边哭边说，你们城里的男人怎么都这么好色呀？
这的确是城市生活给崔喜带来的最初感受。
问题是在崔喜有了儿子以后出现的，那段日子宝东的生意很红火。他的活很多，他干活时通身都是油污，连脸上几乎都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宝东的手艺不错，他的手艺通过车主们的口碑宣传已经算得上名声远播。在正对着修理部门口的马路牙子上，一面“宝东师傅主修”的牌子迎风而立，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