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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经过这里所引起的事态，当时的《大公报》是这样报道的：朱毛窜金沙江，徐向前股企图率主力由江油、彰明、平武，窜据松潘、理番、茂县，日来屡犯北川、安县，已与团防接触，且数度袭攻县城，蒋委员长调大军入川协剿。①
5月初进入北川境内的红军共有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约十万之众。部队过了两个月，到7月初全部撤离。三十军八十九师未放一枪，进入北川县城，城已被县长李国祥毁坏。他于农历三月十三日晚星夜出逃，连同一帮富户，由县府八十多名武装人员护送，过了湔河便烧了南门外江上的篾索桥。全城火光冲天，居民四散。
这些天在家乡，沙汀听到不少北川的粮绅经安县，狼狈逃往州里、省里的故事。安县本身并未真正经受战争，它只是被大大搅动了一下。有几次消息吃紧，吓得镇内大户纷纷举家逃难。事变过去已经半年多了，各色各样所谓“剿赤”的部队来往的骚扰，土匪的蜂起，使得这一带仍然满目疮痍。这天上午，一行人抵达北川县城，只见湔江沿着山城脚下怒吼着，冲刷而去。进得城来，空空荡荡。偌大一个城池，只余下二十多户穷得舀水不上锅的人家。
市街是破烂而可怜，原来的屋基只剩有一片燃烧过的发赤的瓦砾，断墙和破灶，比沙漠还荒凉。①在北川一总呆了两天。沙汀住在一座侥幸保存下来的破院子里，这是县邮政局。曾有两次，与省里的人一块去近郊的山区查灾。在他们找一些县府职员座谈的时候，他坐在一旁静听与观察。这些人的勘察，主要是了解受损失的地主。对于赤贫如洗、无家可归的农民并不注意。
沙汀单独上街，常能碰上三个四个一伙的流浪儿童。他们一般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满身破布片，腿子瘦得跟鸡脚一样。墙跟底下，会遇到路毙的老人尸体，他们往往一整天也没人掩埋。一个老太婆半裸着身子，僵卧在那里，显然是在死后又被人狠心地扒开衣服，探视过一番，看还有没有值得可取的东西。倒毙在河滩上的人，常常还没断气，便招来鸟雀们的啄食。看到这一切，他感到憋闷和痛楚。这里的县长面孔黝黑，是个多血质的家伙，退伍军官，谈起灾民来，总是吵吵嚷嚷的。他满身武装，好像总处在戒备状态。邮政局长呢，倒是个忧郁的知识分子，他夹在县长和几个新任的联保主任里面，实在滑稽。这些联保主任，大半是满脸鸦片烟相，单衣外面罩一件油腻发光的花缎马褂，衣着奇特。这就构成了这个灾县上层人物的面貌。沙汀还单独找过城内的居民摆谈。大部分都是小商贩。也就近同邮局的职工摆谈，甚至专门去探望了在安县久闻其名的李姓前清贡生，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到了晚上，他睡在阴冷的邮局大房子里，感到更加耍涸谝估铮磺卸季布帕耍烂鹆耍械闹皇欠缟退《奶淇藓投鋈堑暮拷校凰峭狄构唇峥矗谷思彼俚卦谕闯墓录爬锼ダ舷氯ァ＂偕惩≡诒贝饺账玫母芯酰闶侨绱丝膳隆Ｋ鬃钥吹健⑻礁髦旨又嘏贪置竦目琳锥耍ㄈ迷置裉颓蚱焙蜿獾某笪拧Ｋ槟歉隽夹拿挥秀鸬挠收殖ぃ惺艿剿浴盎指础钡木Ｍ保怨氏缈俊俺浴崩习傩展畹谋拔⑼持稳宋铮由盍税阉亲鑫胤秸巍⑽幕碚呃慈鲜兜挠∠蟆Ｉ惩”纠匆丫υ谛醋髯鄣墓赝罚獯位叵纾绕涫潜贝ㄖ校丛炝怂奈难С沟鬃蛳缤恋木没帷�
从北川回到安县，沙汀又去黄土乡住过几天。田产转卖成交后，他把家里的欠债统统还清。1936年2月，没有在安县过春节，便回到上海。
（你的北川之行，是一次成功的文学性社会调查。写四川故事，光靠青少年的故乡回忆已不够。实际的接触引发了一批重要的短篇。我人回上海，故乡好像跟了过来，附在身上，一刻不停地躁动着，要求表现）
恒平里亭子间的环境，太不有利于写作。从四川带回的钱，尚能维持一小段日子。于是，他决心不教书了，把家搬到环龙路，租了一个楼上，让强烈的创作冲动控制住整个身心。
他首先要倾吐的是这次回川过程中，累积下来的感情重负。这是过去少有的对乡土的沉忧隐痛。他想起北川那对邮政局长夫妇，如何深深陷入精神困境。他们从异地来到北川这样惨遭破坏，又经过特大天灾之后的地带，他们的观感，对现实的震惊，茫然的情绪，在一堆以搜刮老百姓为“天职”的人群里感到的孤寂、失望，引起沙汀的共鸣。这是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可能有的。所以，当他开笔写四川故事里属于北川的系列小说时，邮政局长的形象，总在他面前晃动。以这对夫妇低沉的情绪为根柢，串连起在北川城里的各种见闻，他构思起《苦难》这篇小说。
面对这样一个特定的内容，冷静的暴露手法，降低了它原有的地位，沙汀气质上本来就有的抒情诗意的一面，大大升腾起来了。感情之流尽量泄出，人物的面貌淡化，人物的忧愤与作者的忧愤打成一片，占据了小说的前台位置。1936年5月写出的《苦难》，就这样成了一篇出格的作品。艾芜后来读了曾表示欣赏，大概与投合他的小说口味有关。对于沙汀来说，此篇定下他叙述故乡的感情基调，虽然以后他还是愿意退到小说背后去。
同月，他还写了《兽道》。它与《苦难》这两篇小说，各自开拓的北川故事和安县故事模式，成了他抗战爆发以前，两条明显的创作线索。《兽道》原来题名为《人道》，送给《光明》半月刊发表时，夏衍看了说，哪里有什么人道啊，提议改为《兽道》。实际上，沙汀本有讽刺家的感觉，他却心悦诚服，同意了夏衍的改笔。
这个故事发生在安县城里，是这次回故乡的时候，好友马之祥讲给他听的。听了就再也忘不了。马之祥告诉他，开往北川“剿共”部队的军官，经过西街城边要强奸一家的产妇。婆婆再三阻挡，都不答应，只得哀求：“我来可不可以？”沙汀眼前不断出现这个可怜的老太婆的形象，她没能保护住自己的儿媳，在儿子、亲家母面前，在社会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更加不幸。
他把这个遭遇，放到自己熟悉的一个贫苦、倔强的老婆子身上。是他房份上的四婶，早年守寡，守着一个女儿，长大配的女婿很差，自己疯了，手拿响篙，常赤身露体在街上吼骂，被她兄弟用铁练子拴起，一直到死。
他还联想起那祥林嫂失去儿子以后，频于破灭的精神状态，周围世界对她的冷酷无情。在写作时，不知不觉把《祝福》里的某些场景，与这个《兽道》里的魏老婆子的境遇合而为一。“给你们说她身上不干净！——我跟你们来呀！”如同祥林嫂那一句“我真傻，真的”，最后成了人们耻笑的对象。沙汀的暴露心态，与家乡社会发生的奇特狰狞的事件结合，既合乎左翼文学揭露社会黑暗的主旨，又与他这个期间的审美情趣，偏于题材的传奇性，忽视对平凡题材的开掘相一致。这一类的小说源源而来。
这一年6月写《在祠堂里》，7月写《灾区一宿》，9月写《逃难》，11月写《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原名《查灾》），12月写《代理县长》。暴露，形成了一次高峰。《在祠堂里》、《逃难》的材料，是在安县听来的，其余都是北川近似纪实的故事。它们统统构成了故乡“黑暗王国”的图式，其描写野蛮的现实，只《在祠堂里》一篇，就够动人心魄的。
每当沙汀的忧愤情绪，被酷烈的乡土生活所激发，往往产生悲剧性极强的小说。《在祠堂里》是为《文学界》创刊号赶写的。这个故事在安县听到的只是一个轮廓，没有多少细节。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十几年，居然在故乡还会存在将妇女活活钉入棺材的“人吃人”的现象，使他感到窒息。如果不把它写出来，简直会把他闷死。他设置了地方军阀统治的环境、人物的身份。洗衣婆的女儿嫁给军阀部队的连长，却要追求爱情的自由。虚构的地点“祠堂”，象征着封建礼法的支柱。他又一次运用最拿手的侧面描写，让词堂周围邻人，来“感觉”事情的过程。环境、气氛的描写，成了作者感情发泄的外延，叙述的语气反而冷峻、平静。沙汀式不动声色地讲述惊心动魄内容的独特小说语调，已见端倪。
周立波当年推崇这篇小说：沙汀的《在祠堂里》，把夜间的各种幽凄的音响，注入了一个四川女性的悲剧里，在字里行间造成一种凄厉的氛围气，这是中国文学一种新的成就。①到了年底，北川故事的创作进入高潮。沙汀的讽刺性人物小说，继《丁跛公》之后再度出场。
《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是北川查灾时，别人提供的材料。他只把轻易杀人的对象，选定在地主身上罢了。这是他对红军长征过境后，北川毁灭的政治性解释，显示了左翼社会分析的特征。不过，历来仍为许多论者所不满，指责他的“自然主义”：把军阀战争、农民反抗与红军长征混杂在一起。可是战乱就是战乱，做为引起战乱的一个因素，和造成战乱的主要原因，沙汀在北川实地调查时，便分得清清楚楚。《代理县长》是成熟的小说，采自他的直接观察。在北川，是有这么个代理县长，沙汀曾见过的。代理县长与县长都是外地人，县长借口到上面请求赈款，将事情推给了这个旧军官，溜了。但真正触发他写这篇小说的，并不是他，却是另一人。
有一天，我在一个县城（指北川——笔者）的街道上看见一个县政府的秘书，此人头发蓬松，穿一件褪色的长袍，拖起一双布鞋，手提一副猪膘满街去借锅炒。这个人的形象立刻吸引了我，我觉得这位提着猪膘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