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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只是占去了他的时间，却无法遏止他进入他的第一个小说创作的高潮。据当时人的回忆，人们已经感到他平时为人的憨直，热情重义，而作品却沉郁结实，如同那块神秘莫测的川西北土地。住在上海辣斐德路桃源邨，这个出身于最“土”的乡镇，生活在最“洋”的大都会的作家，仍然保持住自己独有的文化，独有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没有被大上海同化去一分一毫。
沙汀似乎不大愿意人常到他的家中去，很少有朋友被他招待在他的屋子里坐上二十分钟的，好像自己的屋子里藏着几许秘密似的。他说房间是休息与工作的地方，除了睡眠与写作外，就不能有其它。他说如果招待朋友闲谈或者讨论一些什么问题，那尽管到咖啡馆去，没有钱上咖啡馆，那末马路上也是很好的招待朋友的地方。因此每一个朋友到他家中去，刚踏进房门，还没有坐下来，便被他嚷住了。
“呵！××，我们好久不见了，去去去，我们到马路上走走去！”
于是，他立刻穿上了外衣，领你到马路上去散步，一走便是好几个钟头，从来没有表现过一点不耐烦或者敷衍的态度，这种热情与精神却是没有第二人及得上的。①
他大概就像领着客人拐进故乡茶馆一样，拐上了马路，或者出门几步，便迈上了山坳了吧。当时常去散步的地方，是杜美路与祁齐路之间的僻静街道，那里马路四周的景物，应当说是他很熟习的了，但是怪，他总像是第一次才看到的那样，反应强烈。
当他瞧见了普希金的铜像时，他便会高声朗诵起普希金的诗歌来。他瞧着黄昏的杜美路的那一头，有一两个白俄在踱着方步时，他就会一口咬定这是古老的莫斯科的黄昏的街景。他看见一个流浪的老白俄时，就想起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常常提到的一些顽固而又悲惨的老年人的命运来，他遇着了携着一匹小狗或者握着一根手杖的年轻淑女或绅士时，他就会一口咬定：“这些都是果戈理小说中的人物啊！”①他生活在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的时代，但同时又生活在俄罗斯的小说世界里面。这是他重要的艺术源泉之一。他沉郁结实的文字与小说风格，是与这些有关的。他的丰富想象力，做“白日梦”的本领，把腿搁在凳子上，便能半天沉入胡思乱想的本领，正是他文学天才的表现。表面的不敏捷、土气，掩盖不住他内在的才华。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故乡人物组成的文学社会里，和他们哭着、笑着、爱着、恨着。这样，他才能从上海的马路边沿和弄堂房子，直抵他的独有的文学天地。
可是，抗日战争爆发了。
综观你抗战初期的感情历程，似乎就是由热变冷。
热的时候我写的报告散文。冷的时候我写小说。我的文学是有冷有热的文学。
沙汀传……第七章 在堪察加
第七章 在堪察加
文化救亡的热度
生活在1937年的中国人相信，日本大规模的侵华事件是迟早要发生的了。
经历过“西安事变”、“芦沟桥事变”，上海的民情像一锅沸水。沙汀起初还想用文字投入抗战。他仍在《光明》，很快参加了夏衍组织的一次集体创作。
他们听《大公报》记者陆诒做了平津事变的详尽报告，随后在艾思奇家聚拢了一批原“左联”的成员，商议写一部大众体长篇小说，初步定名为《芦沟桥演义》。救亡，要求文学大大发挥它的宣传功用。艾芜、张天翼、夏征农、舒群和他，都热心地愿意担负一个章节。他认写了第一部。
这第一部按照集体商定的提纲，写的是天津于“七七事变”前夕的局势。沙汀第一次赴京时曾路过天津，海河、八里台南开、津油子，这个城市对他还不完全陌生。上海“一·二八”时，商人劳军的爱国举动，他还记得。小说虚拟了一个原籍南方的商人袁晓初的家庭，赋予他们一股正气。陆诒讲的和报纸上披露的来历不明的海河浮尸，汉奸的暴动，日军诡秘的动向，被穿插进去。这样写完了。
小说后来登在广州版的《救亡日报》上，总题目改为《华北烽火》，可能觉得这些作者的文笔离“演义”太远吧。沙汀的一部名《前夜》，下面第二部是艾芜的《演习》等等。这远不是成功之作，小说不像小说，报告不像报告。战争改变了一切，沙汀的思想也转到一个新轨道上。
抗战引起我一种冒险的打算，我以为我应该暂时放下我的专业，不再斤斤计较一定的文学形式，而及时地反映种种震撼人心的战争。①要用小说以外的形式写战争，当然就得上前线。7月27日，郭沫若弃下妻儿，穿着和服走出家门返国，使上海的文化界感受到一种同赴国难的冲力。郭沫若一下船，政府方面得了情报先去迎接。郭通过公开的《光明》杂志，找到沈起予。沈起予夫妇一面领郭沫若在南京路缝西服，一面通知了周扬，沙汀。大家一批批去中山饭店看这个五四时期就崇拜的诗人。沙汀几人与郭沫若操起乡音，谈杰克·伦敦的《阿Q的阿Q》，谈中国人在东南亚所受殖民主义者的欺辱。
北伐名将张发奎是郭沫若的老友，曾邀郭去嘉兴南湖休息了几天。这样，“八·一三”上海战事一开，沙汀和舒群、罗烽都想循着这条线索上前方，让郭沫若介绍他们去张发奎部队。可惜没能成功。
这些天他很不安宁。住在法租界虽然安全，但沪东战区的枪炮声，华界贫民争相拥往租界被阻断在铁网外的惨像，使人心惊。黄浦江上空爆发中日空战，8月14日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前，他正好出门路过，亲眼看见血肉模糊的肢体。他的房东一家，妻子像一般小市民那样，拼命储粮、储盐、储备煤球，传布各种只能吓唬自己的马路新闻。她的侄儿陷入沪东战区，九死一生逃出来，又马上报名赴前线，与叔父发生了争执。据这个中学生对沙汀讲，战区的中国老百姓逃亡中遇到日兵，常被勒索交出钞洋，如果只有铜板捧出，就被一刺刀捅死！他亲见一个妇女抱了婴孩，拿不出钱，叫日本兵踢下河浜。沙汀听到叔侄两人的争吵，感到自己不能呆坐在家里。不能上前线，也要有所动作。
这几天，每晚的月亮偏偏特别明亮。听着远处钝重的炮响，望着星空，他“在祝福着我们那些浴血抗战的民族英雄，而且对自己的平安感到惶悚”①。
他决定去慰问、采访伤兵。与那几位东北作家两次上街为伤兵募捐，到金神父路“学艺社”对面的一座临时收容所去看望他们。沙汀向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申请去红十字会，不得其门。到各个伤兵医院去，经常碰壁。最后通过私人介绍，有了各种担保，才被允许到一家医院去试试。
他这天冒着华氏九十度以上的高温，踏着软化了的柏油路面，兴冲冲跑到这家医院去。人家告诉他经费困难，编制已经超员，难以安排。
“不过我并不需要报酬。”他截断对方的诉苦，“连伙食都不麻烦你们的。”
医务处表示拒绝。他不甘心，率直地告诉他们自己是谁，干什么的。
“啊！你就是沙汀么？久仰久仰得很……”
“哪里，我希望能够相信我。”他更诚恳了。
“当然，当然，不过恐怕你吃不消吧，很苦呢！”
“我至少可以帮他们写写信，读读报纸，做我能做的……”
他以为这次能有希望。结果仍是礼貌周到地挡驾。理由是写信、读报的人已经有了。①后来才弄明白，由于上海的报纸天天在批评伤兵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揭发某些医院的内幕，这些地方最不欢迎记者文人。对他们暴露自己是个舞文弄墨的，就更其糟，只配吃闭门羹。
沙汀有山地人的顽强劲。他没有灰心，相信依靠同乡关系，只要认识一个四川伤兵，就不愁找不到一批。他终于拿着一个“周海泉”的名片，到萨坡赛路一家私人医院，指名道姓访问一个四川士兵叶士先。他没遭到什么盘问，被允许了。
他惊奇地发现叶士先还是个孩子。稚气，眼睛圆圆的，才只有十七岁。
“嗨！”叶士先惊叫着，“想不到这里会碰得见同乡啊！他们说有个同乡会在什么爱多亚路，可是碰他妈的鬼，真难得找！吃烟，吃烟……你说还有谁是同乡？多啊，靠窗子那个和我同县，脑袋给弹片炸伤了。这一个也是，伤到腿杆子上。……”一连指出八九个。他是潼南人。
他问他是怎么进军队的。
“不要说吧，上了别人的当呀！”他叹息了。他听信了下乡招兵的招募员吹嘘，说进学兵队待遇好，毕业可以当排长。这个想在农村之外讨出路的年轻人满怀希望入伍，结果还是当兵，并且马上凑齐了送上火线。
“不过，现在总比打内战好吧！单看老百姓是怎样感激……”
“自然，自然，”叶士先不好意思地笑了，“叫人想得过也只有这一点。”
一个小兵能说出这样的话，让沙汀很感动。当他知道叶是为了救护别人挂彩的，故意逗他：“那你后来不是很失悔么？”
“啊哟！你这个人！失悔？！”他笑嚷着，眼睛转动得更灵活。这是沙汀在慰问伤兵中所见年龄最小，也最有趣的一个。
他喜欢上这个“小兄弟”，一个穿军装的小农民了。①可是，采访的计划不得不受到战事发展的影响。上海的书报业在战争刚起的半个月中何等活跃，曾几何时，那些以发售战时报导的书刊盛行一时的小书摊，很快萎缩下去。各类的杂志、报纸纷纷停办。《光明》半月刊8月10日出到第三卷第五号，登载了郭沫若的诗歌《黄海舟中》之后，连一个终刊辞也未见，便结束了。文化人的稿费来源被切断，白米、煤球的价格，一周之内涨了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