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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左联”作家联络并不难，他的住地华裕农场里便住着一群。到达重庆当天，他就到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去。一进门，迎头撞见的便是胖胖的宋之的，人称豪放爽快的“宋大爷”。在上海，沙汀编《光明》的时候，读过宋的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后来看他们演出《武则天》，戏散后还相约在四马路的高长兴绍酒馆喝过花雕。这个话剧家待人的热情真是少见。他自己12月12日和作家战地访问团的同人刚从前方回渝，一听说沙汀还没有住处，便邀他到长江对岸铜元局的华裕农场住。
华裕农场是胡子昂办的。从菜园坝摆渡过去，沿半人高栽满铁篱笆刺的鹅卵石墙走上一段路，进入农场大门，便见一条上坡（又是上坡）的煤渣路，直通场部的四合院。场部门前有一个水池，四周围满葡萄架。整个农场西面是桃子林、李子林，中部是苹果林、柑桔林，其他还有菜地、奶牛厂。种粮很少，以水果为主，环境很是优美。在这个安静的四合院里，住着一些与农场经营毫无关系的作家：宋之的、王苹夫妇，罗烽、白朗夫妇，章泯、萧昆夫妇，加上葛一虹，最后来了沙汀，组成一个文化集体。
这些作家都是通过我哥哥胡甫章才去住的，我那时在上学，放假回家就能看见他们。我叔父胡子昂本来学农，抗战回川后，向重庆的资本家筹款办了这个农场。但是他很少来，把事情交给我哥哥和一个技师，我们全家也搬去住。
我哥哥学画，并不懂农业，他只是管事。农业全靠陈技师，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他不是科班，对剪枝有经验，懂得园艺。农场从当时看，算是科学种田，讲究水果、牲畜的品种。周围的农民看农场用纸来包洋葡萄（马奶子葡萄），在池子里养又白又大的北京鸭，都觉得稀奇。我们常年有水果吃。
作家们住在这里写小说、搞翻译。罗烽写《满洲的囚徒》，我抄过稿子。沙汀写作用毛笔，纸是一刀一刀的连史纸，他折成三叠来用，下面放一张带格的稿纸，修透过来。他在整理解放区的印象，《H将军在前线》，我替他抄过。他原稿的字很小，很秀丽。休息的时候，他跟宋之的夫妇打麻将。他们自己开伙。有时躲警报，大家都挤在农场东面的一个防空洞里。
我母亲对他们很热心。她懂中医，只相信自己的中医派别，用药温和。连有名的中医开的方子，她也敢把热药换掉。作家们谁有病，她就开药、熬药，看着吃下去，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
四合院里宋之的、沙汀住左厢房。罗烽与我们家住正房。哥哥和技师办公室在右手的南房。后来还住进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带着姨太太，为的是起掩护作用。记得哥哥在上海订了一套《鲁迅全集》，运到桂林搁下了，就是靠这个将军介绍军车送到重庆的。这时沙汀是不是离开了农场，我就记不得了。①我二姐在铜元局小学教书，这样我们才搬到华裕农场住。之的的脾气，他住到哪里，文艺界的朋友也到哪里。他们特别能聊。沙汀会摆龙门阵，幽默，指手划脚。讲过延安的事，但不随便讲。我大着肚子（怀女儿宋时），端个凳子听。有时能聊一天，我就为他们服务，做饭。之的的朋友特别能吃。沙汀在我们这里搭伙。①所以，沙汀总是不忘王苹的黄豆红烧牛尾，称她为烹调家。沙汀与宋之的则是大吃家、酒徒。
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每周进城去爬那上上下下的路，参加周公馆讨论文化工作的例会，进行作家间的联络。几天以后便回农场乡下写作。自从1939年“五四”大轰炸后，大部分的文化人都住在南温泉和北碚两处。南温泉较近，过江在海棠溪乘公开汽车可直达。走完南温泉的正街，顺坡进入后面的桃子沟，在河沟北岸搭起一列租金低廉的茅舍，杨骚、白薇、欧阳山、草明都住在这里，简直就是“左联”小说散文组的原班人马。后来“文协”很有先见之明的在这里预备下几间房子，等4月下旬第二次轰炸来的时候，正好派上用场。
北碚很远。从重庆去，有水陆两路。黄桷树有复旦大学、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文化人。胡风住在那里，曾写信给宋之的为《七月》向沙汀约稿。话说得很艺术，说如果“刊载了他（指沙汀——笔者）的稿子，将来在革命法庭受审，判罪会轻一点”，仿佛对将来有预感似的。依他们过去的关系，这种间接托人求文的做法，说明两个口号的往事仍然横亘在两人中间，虽然双方都想把它忘却。所以沙汀决定要给胡风写稿。
北碚附近草街子的古圣寺，有陶行知办的育才中学，在实践着陶从生活出发、劳动与教育合一、全面发展儿童个性的教育思想。学校注意发展学生艺术才能，像大学一样设文学系、音乐系、戏剧系（当然是初学课程）。主要的师资都是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贺绿汀、艾青、章泯等等。为“鲁艺”招揽人才，这是个理想的地方。
在市内张家花园范长江的青年记协附近，沙汀拜访过郭沫若、阳翰笙、老舍。老舍住在张家花园上坝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那里，不辞辛苦地主持着“文协”的会务。沙汀还到《新蜀报》看望了漆鲁鱼和姚蓬子。他对姚的印象不算好，因为姚办的作家书屋克扣作家们的稿费。老舍为人风趣，为了姚蓬子抽烟乱扔烟灰，准备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烟缸，说是“严阵以待”。
这样初步联络过了一巡，沙汀出席了周恩来亲自掌握的汇报会，就在曾家岩五十号一楼周的卧室里。沙汀在延安见过周，听过他的讲演，不看稿子，条分缕析，思路清晰、开阔。周恩来亲切的睿智风格，是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这次开会之前，大家欣赏了田汉从桂林捎来送毛泽东、周恩来各位负责同志的条幅。诗文都是这位戏剧家的亲作。田汉不愧风流倜傥。
对于这次汇报，沙汀至今记得：我对白薇大姐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谈得较多，还讲过一个故事：她在红十字会医院割盲肠，开刀之后，医生这才发觉，她的盲肠已经自行萎缩消失了！恩来同志听罢，朗然大笑。随即十分关切地问起她当日重庆的生活和健康状况。①
这种可以讲故事的会，有政治家周恩来的人情味和小说家沙汀对人的兴趣在内。会上谈起以群，沙汀说在上海与他只有一面之缘，就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逃难到租界，以群来找刚刚靠近“左联”的艾芜。那时他叫华蒂。周恩来截住话头，指示说：以群在监狱里有些问题，但已清楚，只要他自己革命，可以当非党干部使用。周恩来对以群处理自己关押期间妻子梁文若与吴奚如关系的冷静态度，也表满意。
就是这几句话，造成以后沙汀与以群的长期关系。
起初，以群等于是沙汀的助手，并不参加徐冰主持、周恩来有时也在场的文化工作讨论（曾家岩例会还有胡绳、蒋南翔、冯乃超等人出席）。由沙汀把“精神”传达给他，他便去做。以群重新工作，干得很出色。这个人瘦削，外表并不活跃，从事社交总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两人关系很好，后来通信也多，以群用的都是“叶灿”的名字。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沙汀可以做证早已被补偿了的过失，还是把他压迫致死！
1939年冬天，我同作家战地访问团回到重庆，与宋之的、沙汀等住在华裕农场。我当时觉得沙汀和以群与党的关系密切，别的身份不清楚。沙汀身着灰布长衫，他的穿戴总是比较土的。以群擅长联络工作，有些我们的稿子审查老爷通不过，都靠他去打交道。
我这时在编《中苏文化》，文艺方面的稿子归我管。
沙汀写过敌后见闻，交我发表。章泯是个老夫子，导演最负盛名。他的夫人是萧三的妹妹萧昆，一度分离，江青曾同章泯恋爱过。“七七”事变后，章、萧两人和好，在农场住，后来搬去北碚草街子。罗烽满“帅”的，在上海已稍有文名，他和白朗同我一起上前线访问。这些住在华裕农场的文化人都无职业，专事写作。①农场的这段日子过得很惬意。沙汀跟着宋之的夫妇当回教徒，嚼牛尾，食永果，神聊天，搓麻将。然后各回各的屋关门伏案工作。从延安带来与其芳一块编好的一期《文艺战线》的稿子，送给胡绳交生活书店出版了。《贺龙将军在前线》这本书，艾思奇在延安就托周扬转告他，一定要交重庆的读书生洁出版社出书。但经出版社的黄洛峰看过后，告诉他，这本书是不可能被审查通过的。沙汀又一次尝到图书审查制度的滋味。他抄了一部分章节（可能就是胡甫臣帮助他），寄给香港的杨潮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最后，还是生活书店有办法，他们把全部书稿拿去转移到在沦陷的上海开设的一家小书店去印，改名为《随军散记》出版。这本让沙汀怀着特别感情的书问世以后，作者自己居然一直到1950年初，才从南下的部队同志手中看到它的模样。
在农场一沉静下来，怀念的情绪便来包围他。罗烽在办《文学月报》，需要对解放区的回顾性文章。如果他不赶快写出来，他怕这些究竟只是临时闯入的印象（不像乡土的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会淡漠下去。按照习惯，坐在场部四合院的屋子里进入冥想，根据地各种人物都跑来与他对话。他的感受也在人的身上，河北的老乡对民族战争的态度，部队里的小鬼和高级首长的友情，北平的大学生在做着民选的游击县长，和日本军队在相距几里地的圈子打仗全靠人民做耳目，敌后战斗间隙演出的洋话剧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都一一涌上心头。
他时时拿这种新型的人们，与家乡的人们做比较，不敢讲对新的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却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