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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兵、匪会成一体，形成军队割据，进而发展为1919年以后四川的防区制。一切由枪杆子说了算，是一个“原始”的实力社会。何鼎臣以后追随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成为二十团团长，驻防三台、什邡一带。郑慕周成军后投奔的便是何鼎臣。
时代大潮冲刷一切，即便荒僻如安县，知识界里接受近代知识的人也多起来。城里的李复之、张著成、文练三，或毕业于官班法政学校，或出洋留过学，都是新派。辛亥年，李复之从成都剪发回县，十分轰动。他在十字口吃茶，围起很多人看，朝熙也混在其中。他的头发剪得最好，是当时少见的偏分头，即“拿破仑式”。这班人就在县里提倡男子剪发，女子放脚。市民中有的剪了，有的将辫子盘到头顶扎成髻，戴个道士帽子。农民多半不愿剪发。于是逢赶场天，声门就站起团丁、警察，手操成衣匠用的大剪刀，抓住一个拖辫子农民咔嚓便剪。剪下的辫子要用箩篼来装。
那时男人的装束用黑绫子、黑纱帕包头，说是给崇祯帝戴孝。一个叫“萧大汉儿”的巡防军士兵，打赵尔丰时趁火打劫，弄了些钱财，带了一支五子快枪回安县。路上，枪就被袍哥大爷们打起“吃”了。他的打扮就象川戏里的武松，鬓边拖起水发，背口宝剑，成天在茶馆里吹嘘在成都的见闻，朝熙也是他的热心听众。半年光景，被赌棍要手脚把他“烫了毛子”，银子搞光，只好提个篮子在街上卖凉拌猪头肉了。
文人在辛亥以后加入袍哥一时成为风气，入伙时往往穿员外或小生的戏装，认为是恢复汉制。这种读书人，通过郑慕周与杨家沾亲带故，对朝熙关照的人也不少。张著成住在朝熙家对门，留日学理工，相信学校不相信科举，这在当时的思想还算是比较新的。张的家境虽已衰败，靠着在李翰林家的票号“蔚生桓”当管帐先生的丈人的帮助，自己在高等小学堂代点课，收入不多，也混得过去。张喜欢川戏，爱摆围鼓，他常在夜间去茶馆凑一台。他唱胡子生，当鼓师。朝熙喜川剧即受他的影响，常借他的戏本看，学黑头也在这个时候。张也喜欢写字，朝熙因祖父是个书法家，一接触书法便天然动心，最先学黄庭坚（黄山谷）字，便是跟他借《松风阁》临帖。张告诉朝熙要学悬腕字，必须在沙盘上苦练。于是朝熙央母亲求人制了沙盘，找铁匠打了杆铁笔，十五岁时，清早一起来便在沙盘上写二、三十个悬笔字。他的完全不用功的年代已经结束。
这时候，四川社会动荡不定。袁世凯当总统，安县除了大剪辫子，便是南门外桥头上吊起几个盛头颅的木笼子。据说都是伏法的“土匪”人头。延续到民国三年、四年（1914——1915），安县知事林崇道（靖），性嗜杀人，仍然大挂木笼，老百姓背地叫他“林贼娃子”。当时枪案多如牛毛，大都是“浑水袍哥”所为。但因袍哥与当地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捕遭大辟的多半是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二十几年后，他在故乡翻过县里的档案，看后大惊。因为有些人仅仅是为了一床烂棉絮，或一口破锅，就丢了性命。档案里没有记载有一个真正杀人越货的土匪头子被捕杀的。
（四川山民铤而走险的强悍，恰与军阀、官吏的肆无忌惮成正比）
但是，真正的土匪骚扰，在川西北日甚一日。民国二年（1913）阴历二月，绵竹有名的袍哥侯国志带领一千多人的队伍，明火执仗地来攻打安县。这一千人有土匪、游民，也有顺势而来的农民。攻城是在清晨。这天有雾，侯命人把晒席裹成筒子，涂黑挂红，伪装成大炮吓人。其实最好的武器只有火药枪。其时，驻安县的是冯玉祥军的一连人马，南门守兵急忙关上刚开的城门，去报告连长。连长开始不理睬，后见攻城甚急，才命令回击。一边是北洋军，人少枪新，训练有素；一边是人多势众，喊声震天的土队伍。两边相持不下。
全城人此时大都没有起床。朝熙跟着大人被枪声召到街上去观望，他只觉得新奇。郑慕周怕侯国志队伍进城会乱抢乱杀，这天的深夜从西门城上用绳子套着箩篼，把朝熙母子一一缒下去，过河到西山卖柴的吴麻子家避难。这个晚上，他们在连绵的山峦，密密的草丛树林间，屏住气不断地爬坡绕行，朝熙一点也不觉得恐怖，只感到黑夜美丽，冒险有趣。
侯国志围城打到第三天，正在东门外灵官楼上指挥，突然叫北洋军一枪把手打伤，这样才撤了兵，解了围。一城人都说，这是灵官菩萨显了灵。朝熙全家也托了菩萨的福，从西山回城，结束了这次的逃难生活。
（你喜欢上“跑滩”，大约便是这时候吧？）
郑慕周这时早已同谢象仪结为好友。1912年郑、谢均已二十五岁左右，拜了安县的袍哥龙头李丰庭为大爷。郑、谢当时还很穷，两人常共用一套好衣服，会客时互相换着穿。到了1914年春节，李丰庭见郑、谢两人敢作敢为，办事有板眼，将他们一块提升到“三排”，称三爷。郑慕周为“执法管师”。从此在袍界有了一点地位。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谢象仪得郑的协助，拦路劫了一个烟贩子的四十多两烟土。这件事被一个经常与袍哥滋事的差役头子王福发现，便来用话威胁。两人不得已，送了五两大烟希图抹平。过了两天，王福又来讹诈，郑慕周正待发作，忍住了，又送给他烟。可是，王福的胃口太大了，他的贪婪没有尽头。腊月二十三日的晚上，月黑风高，谢郑两人下了决心，持牛耳子刀，翻墙入王福家，将王用棕绳捆住，拖到南门外乌云山下桐子林，绑在树上，一阵乱刀戳下。满以为王已死去，便逃离了。实际上，王仅仅受了伤，官府于是发令捕捉，谢、郑两人分头躲藏。
朝熙记得快要过年的时候，一天，由朱奶妈的大女婿，当警察的陈炳正，利用守夜的机会，打起风雨灯，半夜把谢象仪引到家里来避难。谢在堂屋后一个搁菜罈、酒罈等杂物的屋子里躲了一个多月。他常去缠住这位叔叔摆龙门阵，听他讲生活趣闻。这可比读书有趣。母亲少有那么严厉地警告他，一定不能向塾中同学透露此事。一直到春节过后谢叔叔潜走前，每当他与小朋友在一起，想到自己心里能保住一个秘密，便感到自豪，仿佛参与了一件重大事件似的。两个月后，是李丰庭出面把事情捡顺，才算了结了这个案子。（你当时知道他们为什么避难吗？我懂得他们躲的是官府。袍哥与官厅的全部复杂关系不是一个小孩子所能理解，我只是把同情放在“跑滩”的舅父和谢叔叔的一边）
但是，李丰庭与陈红苕的冲突渐渐加剧了。永安乡的陈红苕，原名陈瑞明，干瘦矮小，因为吃鸦片，脸皮黄中带灰。1914年，陈收编了两连“垦殖军”，大大扩展了势力，便自封为五县联防司令，成为一股更大的土匪。冯玉祥曾回忆他到安县进剿陈红苕的事。他将陈红苕写成陈宏韶：1916年上半年，接令沿剑阁、昭化一条路，由陕南开赴川北，名为一旅，实际只开发一混成团。绵阳一年一度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入城求售的百姓挑黄、白两种茧子，连成四五里长，十分壮观。人民对封粮的踊跃，见所未免。与保定府敲锣催粮恰相反。人民淳朴使我流泪。被养的官、兵应知愧。
安县匪首陈宏韶，陈焕将军据报，命我进剿。我组一混成营。抵安县境，匪已窜入山。参谋本部地图极粗略，不正确，在安县找不到，后去圣公会英人安牧师处借，迟疑后借出，精确得使人吃惊！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心！我们的参谋部、省陆军测量局，敷衍鬼混！土匪散后，8月，四川划五太清乡区，我负责川北一区二十余县。何鼎臣（匪、赌），四五十岁，满脸刀疤，豪爽斯文，富有出身，被绑架弄光家产，愤而入伙自存。他报告民、匪情，向导道路，特别是到松潘找骡驮，搬运子弹，共五百匹，与全旅官兵相处得好。①这是一段很珍贵的资料。不但讲了被打散，而实力仍存的陈红苕，也生动地刻画了何鼎臣其人。陈红苕骑着高头大马回到县城，仍然耀武扬威，更不把李丰庭看在眼里。一次陈在城里请客，李到席，按例应坐上位，但陈突然自己去坐了，并说：“你给我看酒，你老弟好生跟我操。”②李脸上有几颗麻子，陈红苕几次当众在街上辱骂：“哪天老子把他的麻子炒起来下酒吃！”李武力敌不过陈，自觉颜面扫地，便闭门不出。郑慕周、谢象仪知道了，很气愤。郑问李：“你哥子敢不敢撑事？”李初一愣，反问道：“你说啥子？”后醒悟，断然点了点头。事情便在李家商议起来。李拍着郑、谢两人的肩膀，笑说：“你两个老弟愿意出力，等事情办成，我拿二十五亩地给老弟‘跑滩’！”“跑滩”，在袍哥黑话里指为了躲灾而浪迹江湖。
1917年旧历正月十三日清晨，陈红苕带着八个卫兵骑马来城关。郑慕周早几日已经从陈的粮房听差黎少农处得到情报，与谢象仪、自己的侄子郑志宽，贴心兄弟伙刘德胜、杨茂宣等人做了安排。
东门灵官楼方向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初九以后的灵官会，天天在演大戏。陈一入城，便在南街被郑、谢迎入西南局（西南乡同乡会）所在的益园抽烟。郑慕周一向与陈的私交尚好，所以，陈毫不介意，直进里面一间客厅躺下。
这时，卫兵们已被准许去看戏。陈身边只有他一个长辈叫陈么长子的陪着，又上厕所去了。郑一看时机已到，便对正在烧烟的陈红苕说：“陈哥，我买了一支英国造，你给看看。”陈睁眼用右手正要接枪，郑扳动枪机突发三枪，陈只大喊了一声“你要造死了！”陈么长子听见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