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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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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来了。他沉痛地告诉大家,南京公司已回电,证实出事的是徐志摩搭乘的“济南号”飞机,南京公司今天早晨已派美籍飞行师安利生赶往出事地点,调查事实真相。
林徽因觉得两眼一黑,昏倒在椅子上。
下午,北平《晨报》又发了号外:诗人徐志摩惨祸「济南二十日五时四十分本报专电」京平航空驻济办事所主任朱风藻,二十早派机械员白相臣赴党家庄开山,将遇难飞机师王贯一、机械员梁壁堂、乘客徐志摩三人尸体洗净,运至党家庄,函省府拨车一辆运济,以便入棺后运平,至烧毁飞机为济南号,即由党家庄运京,徐为中国著名文学家,其友人胡适由北平来电托教育厅长何思源代办善后,但何在京出席四全会未回。
整整一天,林徽因的眼前闪动着一团火光,徐志摩散文中《想飞》中的那几句话,不时地撞进她的脑海:“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志摩,难道你是先知,难道你早就预感到你的幻灭,你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吗?
冷雨如麻。雨滴敲在福缘庵的青瓦上,如泣如诉。水幕从屋檐下垂落成一幅挽帐,也是凄清而冰冷。
这座小庵原来是个卖窑器的店铺,院子里堆放着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徐志摩的遗体停放在庵内入门左边贴墙的一侧。在济南中国银行工作的一位姓陈的办事人,早已把徐志摩的遗体装殓得干净整洁,他照当地民间寿衣的样式,给徐志摩穿了件蓝色的绸布长袍,上罩一件黑马褂,头戴红顶黑绸小帽,露出掩盖不住的额角,左额角有个李子大小的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他的眼睛微微张开,鼻子略微发肿,门牙已脱落,静静地躺在那里的。这就是那个永远生气勃勃、永远渴望飞翔的徐志摩。
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3人,11月22日上午9时半赶到济南,在齐鲁大学会同乘夜车到济的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人,一起赶到福缘庵。
梁思成带来一只用铁树叶作主体缀以白花的小花圈,这只具有希腊风格的小花圈,是林徽因和他流着泪编成的,志摩的一张照片镶嵌在中间,照片上的徐志摩是那样充满灵性,生龙活虎,而现在已成古人。人生的渺茫和命运的不可知,就像这凄风苦雨,让人感到悲凉。
下午5时,徐志摩的长子徐积锴和张幼仪的哥哥张嘉铸,从上海赶到济南,朱经农夫妇也来了,晚8时半,灵柩装上了一辆敞篷车,将由徐积锴、张嘉铸、郭有守等人,护送回沪。
在返回北平之前,梁思成悄悄捡起了“济南号”飞机残骸的一块小木板,珍贵地放进自己提包里,这是林徽因再三叮嘱的。
徐志摩的灵柩运到上海万国殡仪馆,上海文艺界在静安寺设奠,举行追悼仪式,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许多青年学生排着队来瞻仰这位中国的拜伦。
北平的公祭设在北大二院大礼堂,由林徽因主持安排,胡适、周作人、杨振声等到会致哀,京都的社会贤达和故友纷纷题写挽联、挽诗和祭文。
蔡元培的挽联是: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梅兰芳的挽联一唱三叹:归神于九霄之间,直着噫籁成诗,更忆招花微笑貌;北来无三日不见,已诺为余编剧,谁怜推枕失声时。
张歆海、韩湘眉的挽联椎心泣血:十数年相知情同手足;一刹那惨剧,痛切肺腑。
温柔诚挚乃朋友中朋友;纯洁天真是诗人的诗人。
杨杏佛的挽联不胜哀痛:红妆齐下泪,青鬓早成名,最怜落拓奇才,遗受新诗又不朽;少别竟千秋,高谈犹昨日,共吊飘零词客,天荒地老独飞还。
庐隐和李惟建夫妇的挽联是一片手足之情:叹君风度比行云,来也飘飘,去也飘飘;嗟我哀歌吊诗魂,风何凄凄,雨何凄凄。
黄炎培的诗长歌当哭:天纵奇才死亦奇,云车风马想威仪。
卅年哀乐春婆梦,留与人间一卷诗。
白门哀柳锁斜烟,黑水寒鼙动九边。
料得神州无死所,故飞吟蜕入寥天。
新月娟娟笔一支,是清非薄不凡姿。
光华十里联秋驾,哭到交情意已私。
…………
公祭之后,林徽因把那片飞机的残骸,悬挂在卧室中央的墙壁上。志摩轻轻地走了,他把他的苦闷、惆怅、落寞、欢愉全部交付与了万里云空,唯一没有带走的,是他轻轻挥手作别之后,留下的这片烧焦的云彩……

八宝箱的奥秘

对徐志摩的赞美和攻讦自他逝世后不久就开始了。
新月社的同仁筹备了《新月》志摩纪念专号,刊出了小曼的《哭摩》、胡适之的《追悼志摩》、郁达夫的《志摩在回忆里》、韩湘眉的《志摩最后的一夜》、杨振声的《与志摩最后一别》、周作人的《志摩纪念》、何家槐的《怀志摩先生》、方令儒的《志摩是人人的朋友》、陈梦家的《纪念志摩》等十二篇文章。
林徽因、凌叔华等也在《北平晨报》发表了纪念文章。
志摩的碑文,大家委托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新月社故旧凌叔华题写。
不只是新月社同仁,整个北平文化界都把志摩的遇难,看作是中国新文学的一大损失。
另一面,社会上对于他的个人生活,往往有不能谅解之处。他的离婚和他的再婚,是他一生中最受社会谴责的两件事。现在志摩虽已盖棺,却未定论,种种指责,也理所当然地牵涉到林徽因。这使新月社的朋友们为之愤怒,他们在悼念文章中,很直率地谈到了这一点。
胡适说:“谁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的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杨振声说:“他所处的环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没听见他抱怨过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攻击多了,但他并未攻击过旁人。难道他是滑?我敢说没有一个认识他的朋友会有这个印象的,因为,他是那般的天真!他只是不与你计较是非罢了。他喜欢种种奇奇怪怪的事,他一生在搜求人生的奇迹和宇宙的宝藏。哪怕是丑,能丑得出奇也美;哪怕是坏,坏得有趣就好。反正他不是当媒婆,作法官,谁管那些!他只是这样一个鉴赏家,在人生的行程中,采取奇葩异卉,织成诗人的袈裟,让哭丧着脸的人们看了,钩上一抹笑容,这人生就轻松多了!
我们试想想这可怜的人们,谁不是仗着瞎子摸象的智慧,凭着苍蝇碰窗的才能,在人生中摸索唯一引路的青灯,总是那些先圣往哲,今圣时哲的格言,把我们格成这样方方板板的块块儿。于是又把所见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与自己这个块块儿比上一比,稍有出入,便骂人家是错了。于是是非善恶,批评叫骂,把人生闹得一塌糊涂,这够多蠢!
多可怜!志摩他就不——一点也不。偏偏这一曲《广陵散》,又在人间消灭了!“
陶孟和说:“一个永远寻求新的兴奋的人当然最怕平凡。规则的生活与志摩的性格是格格不相人的。我们若想像志摩每天早晨拿着皮包到公事房,过衙署式的生活,晚间回家同老婆孩子相聚,过19世纪的家庭生活,不特是滑稽之极,实在是亵渎了志摩的可爱的性格。这样无聊的,平庸的,缺乏生命兴味的存在只是凡夫、俗子的份,没有志摩的。”
方玮德说:“至于另一些人毁谤志摩,那又是因为做人的基本观念不同。那些人是不大承认古老是有价值的,即是新奇和将来于他们也不一定有意味。这些人的论调我们无须辩白,我不愿意在我们这是非的世界里谈判我们的是非。志摩文学上的事业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愿望的成功,那是无可讳言,但他这半生做人的精神已是可贵。另外他待人处世那副热肠,那样真切,也不易得。我们失掉一个得用的东西,总都要记挂半天,除非是寻得一件和以前差不多的,心里才略为安慰些。但是寻不着的话呢,那在这凄漠的国度里,谁又能禁止我们对于志摩的早死不加以惆怅?”
志摩的心是挂在胸膛外面的,因此也最容易让人当成靶子。再没有比看到一个死去的朋友仍然在受着世人的责难,更让人难过了。新月社的朋友们,只有用他们手中的笔,愤怒地为他们的朋友呐喊,这是对朋友杜鹃啼血的忠诚。
最令人悲痛的莫过于林徽因,在徐志摩坠机不几天,她便给《北平晨报》写了《悼志摩》的文章: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作……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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