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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说：“你大概没想我这个需要静养的病人，一天到晚在这高声大嗓地接待客人，那块牌子是总务处写的。”
坐下之后，萧乾问起了林徽因这几年在南方的生活。林徽因说：“咱们早就讲好了，这一天先听你讲。”
萧乾喝了口茶，讲起了他们在昆明分别后的经历。
萧乾从他初到英伦时讲起。
当时德军已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欧洲局势十分紧张，如一座一点即爆的火药库，一场大战必将爆发。这期间，萧乾接到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来信，该院中文系缺一名讲师，经于道泉先生推荐，邀萧乾前往担任。《大公报》总编胡霖也很高兴。他设想萧乾可先去东方学院教书，同时注意欧战动态，给《大公报》撰写稿件。萧乾去英国的路费也是《大公报》提供的。他在伦敦大学办公的地方，据说是弥尔顿当年在剑桥读书时居住的宿舍。
林徽因兴奋起来：“秉乾，你真幸福，我很崇拜弥尔顿，他的《五月晨歌》写得那么动人——欢迎富丽的五月啊，／你激扬欢乐，青春和热情的希望；／林木、树丛是你的装束，／山林、溪谷夸说你的幸福。／我们也用清晨的歌曲向你礼赞，／欢迎你，并且祝你永恒无边！”
萧乾又讲起了欧战开始的遭遇。
那个时候，伦敦大学已由剑桥搬回伦敦，正好赶上德军飞机长达一年的大轰炸。萧乾谈起他目睹过的英军和德军的空战。那个下午，伦敦市区的上空，一片黑鸦鸦的机群，机枪的扫射声，炸弹的爆炸声，仿佛把伦敦整个掀翻起来，这一天是9月15日，亦是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宣布的“鹰日”。萧乾同房客们一起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他绘声绘色地给林徽因学着：“‘啊，天哪，他们交上火啦。’你看，这哪像广播战争新闻，简直是在广播一场有趣球赛。”
林徽因说：“英格兰民族就是这样天生的幽默和乐观，我在英国读书时，跟克伯利克先生一家去南海边度假，路上克伯利克让人偷走了盛钱的手提箱，那老先生耸耸肩说，火车还没下，帮忙提箱的人早上来了。”
萧乾说：“是啊，英国人就是这样的豁达乐观。希特勒派飞机撒的传单，也让英国人作了募捐的工具，他们把那些劝降的传单收集起来，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一张，几分钟就能收十多个英镑。后来每张贵到五个先令，收集者又出了新花样，看一眼就要付一便士，这下集资就更多了。”
林徽因大笑起来。
萧乾说：“德军飞机那天轮番轰炸的时候，钢琴家缪拉。海斯和一批英国音乐家却在市中心国家艺术馆举办‘午餐时间音乐会’，我常到那去，花上一个先令，买张入场券，一边啃面包，一边听优美的音乐，而窗外却是炸弹声和高射机枪声。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将决定这个民族的前途，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
林徽因赞同地说：“太对了！我刚从重庆回到北平，看着大街上的人，心里就难过。
一个个全是睡眠不足，营养不足的样子，从台面上大人物，到饭馆跑堂的，都显出一副疲倦和退化现象，真让人失望。“
萧乾还谈到他在一个读诗会上，见到大诗人艾略特的情景。当时这个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正担任着伦敦防空巡逻员。读诗会的主持者是这样向大家介绍艾略特的：“艾略特先生昨晚刚刚值完防空巡逻班，今天晚上可能还得值，他读诗的时候，要是突然打起盹来，大家要多多原谅，不过你们可别打盹。”
那个晚上，艾略特朗诵了他创作的《保卫群岛》、《小吉丁》等几首反战诗篇。
萧乾被艾略特的朗诵深深感动着。他无法把眼前的艾略特同那个头戴钢盔，走在巡逻路上的艾略特联系起来。
萧乾接着又讲了他以驻英国专职特派员的身分，奔赴前线采访的经历。那时盟军向莱茵河日夜逼近，直捣希特勒老巢，他平生第一次正式穿上的军装，是美式黄哔叽校官服，高而发亮的黑色马靴，一件黄呢大氅，怀里揣着随军护照，上面写着：此人如被俘，须依国际联盟规定，按少校待遇。
在战场采访中，他遇到了作家、记者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自愿参加救护队，当驾驶员，在意大利战场受过重伤。“二战”期间，他曾到中国采访。在欧洲战场上，他像一名战士一样，拿起武器，直接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斗。他曾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悄悄离开部队，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在凯旋门附近歼灭德军，救了千百个法国人的生命。巴黎战役结束后，海明威因私自参战，被送上军事法庭。
他见到海明威的时候，那个蜚声世界的大作家，在一个酒吧间里，独饮独酌，喝得很痛快，喝一口酒，便用手摸一下脸上的伤疤。
萧乾说：“那个时候，我想到艾略特在炸弹的爆炸中，英勇地执行着民防队员的职责，还有这眼前的海明威，他拿起武器，同法西斯面对面地交火。我也想起了远在祖国的朋友们，其芳、之琳、丁玲还有你，也许那个时候，你们正冒着日军轰炸的硝烟，穿行在枪林弹雨之中和考察的路上呢。”
林徽因说：“提起来真让人伤心，那个时候，我病在李庄。天津发了大水，我们撤退前存放在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保险库中的图片和资料，涨水后全部被淹毁了，这是我们积累了多少年的心血和汗水啊！听到那个消息，我跟思成抱头痛哭，把孩子和妈妈也都吓坏了。”
说着，林徽因又饮泣起来。
萧乾说：“这就是战争，我坐着汽车，沿‘希特勒公路’开往前线，一路上全是载着白色符号的难民，还有一车车断臂残腿的战俘，遍地是弹坑，遍地淌着鲜血，有好多村镇被夷为平地，大地躺着无数骡马的尸体，还有被击毁的坦克，满地是被射穿的钢盔。
当时我想，这就是战争。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德国人，我们的汽车停下来的时候，孩子们围上来看热闹，青年人则立即走开，投过仇视的目光，在一些老年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傲慢的样子，我想这也是战争。德军投降后，我到美国报道联合国会议，在人行道上走着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太，她看着我胸前的联合国徽章，突然一把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又亲，老泪纵横地说，这下可好啦，我的乔治快回来了，我的小杰夫也不用去当兵了。当时我想，这就是战争。“
半晌，谁也没有说话。
他们整整长谈了一天。林徽因也讲了他们一家在云南、四川的离乱生活。他们各自满怀着希望盼到抗战的胜利，但中国的现状又让人感到深深的忧虑。
他们谁也无法安慰谁，他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
在白色的世界里
只有辗转病榻的人，才感到春天的萧瑟。这种萧瑟不同于秋天的风扫落叶。那些从灰黯中渐渐明亮起来的颜色，仿佛每朵花、每片叶子都预言着什么。
林徽因这几天病得又不能下床了。65岁的老母本来身体就不太好，还得挣扎着为徽因的一双儿女烧饭做菜，给徽因煎药。林徽因觉得，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宝宝为她在书桌上插了一束含苞的杏花，她几乎是从始至终看了它的开放和残落的全过程。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她才觉得时光的短暂和冷酷。她把凋零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收集到一只玻璃瓶里，那些日子的碎屑，残留着微弱的香气，它们从枝梢落到桌面上，就褪尽了所有的颜色。
大表姐王孟瑜从上海来探望她了。
这次见面，大表姐苍老多了，林徽因几乎认不出她。林徽因记忆中的大表姐，似乎应该永远是那个扎着一条长辫子的姑娘。
林徽因的童年是在上海爷爷家与大表姐一起度过的。大表姐长她八岁，胖胖的脸上，嵌着一双明亮的眸子。爷爷去世后，她与大表姐就分开了，随母亲迁到北京，张勋复辟时，又搬到天津英租界红道路。那年，二娘程桂林患肋膜炎，在京治病，父亲也忙于公务，顾不上照看天津的家，便请大姑姑来料理家中琐事，大表姐也一同来了。表姐到后，家庭教师陈先生的讲课也开始了，当陈先生给林徽因讲唐诗的时候，大表姐有时也过来听。
林徽因最后一次见大表姐，是在1934年他们去浙南宣平考察，回来时路过上海，匆匆会了一面。
大表姐也几乎认不出林徽因来了。她接到信后，知道徽因已病得很重，焦灼不安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大表姐在北平住了半个月，更多时两人对望着，没有什么话语。但是，又仿佛把许多年要说的话说完了。大表姐依然是那么纯朴，总是默默地帮助母亲做些家务，为徽因减轻些负担。一直到大表姐离开的时候，徽因心里有许多话想说，但始终没说出来。那天早晨，徽因无力走下病榻，只是隔窗望着大表姐离去的背影，大表姐没有回头，林徽因知道，那是怕她看到那双流泪的眼睛。
那天晚上，林徽因怎么也睡不着觉，她随手拿了一张纸，把给大表姐想说的而没说的话、把无限的凄凉全部倾注到稿纸上：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
一切小小的留恋算不得罪过，将尽未尽的衷曲也是常情。
你原谅我有一堆心绪上的闪躲，黄昏时承认的，否认等不到天明；有些话自己也还不曾说透，他人的了解是来自直觉的会心。
当我去了，还有没有说完的话，像钟敲过后，时间在悬空里暂挂，你有理由等待更美好的继续；对忽然的终止，你有理由惧怕。
但原谅吧，我的话语永远不能完全，亘古到今情感的矛盾做成了嘶哑。
写完《写给我的大姊》这首诗，林徽因仿佛完成了一种诀别，了结了对人生的一份依恋，她觉得怅惘更加深重了。
在这些苦闷的日子里，写诗是她唯一的慰藉，仿佛只有用诗句才能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完。这段日子她写了很多，每首诗都是当时心境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