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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把马牵过来，目标更大，更危险。父亲拉着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点伤也有。
红大进驻保安城地，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破窑乱洞外，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羊屎马尿。当地一首民谣这样唱道：
保安穷山窝，
破洞比房多；
菩萨比人多。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林彪带领他的学员——那些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红军指挥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
红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绝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骨干。他们分为三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
第一科有三十八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也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黄永胜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人平有伤疤三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数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二百万银元之巨。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正是他的特殊魅力，吸引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被毛泽东特许，来红大采访林彪。
埃德加·斯诺是进入共产党、红军控制的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斯诺笔下的林彪是个什么形象呢？
腼腆好羞，擅使计谋诡术以及和毛泽东保持着无以言喻的亲密关系。这，就是林彪给斯诺留下的深刻印象。
第三部分 陕北岁月第23节 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道：
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替他们唱一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一关。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场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战士所经历过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悬额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还有一次，斯诺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在座。交谈中，斯诺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脱下了长裤，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找虱子，随随便便，毫不在乎，没有一点难为情的神色。倒是林彪看到斯诺惊异的目光，十分窘迫。斯诺由此发现，林彪和毛泽东具有类似学生与导师的关系。
至于林彪的机警和韧劲，斯诺更是难以忘怀。在林彪那儿，他遇见了进入红区以来第一次也是公有的一次尴尬场面：
我到达后不久，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关系都知道得太少了，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两百多个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著名英国作家——本书作者注）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竭才穷。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保安。他称誉为“热情”、“执著”的林彪校长带领所有红大学员为他送行，这使他深为感动。
1937年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仍由林彪担任。这年夏天，由于林彪的疏忽和失误，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保安的学潮。
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诸如“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西路军为什么遭到严重失败？”等问题供学员讨论。
可是，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却十分漠视，采取超然于外的态度。连张国焘本人也奇怪地说：“林彪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
由于张国焘统治红四方面军达六年之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使他在红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定影响。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指挥员对开展批评张国焘的斗争有抵触情绪，特别是对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不加区别的做法感到不满。而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后，又没有得到及时引导，终于引发了事端。
一次，在抗大的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错误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扯了进来，一股脑地扣上了“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帽子。生性耿直的“草莽英雄”许世友越听越憋气，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到川陕，部队从二万发展到八万，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许世友的一席话，仿佛往滚油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炸锅了。会场上一片斥责声：“许世友，你这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你这是匪性未改！”“打倒这个托洛茨基分子！”
面对众口一词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吼，不顾一切地打嘴仗，最后气得口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许世友突然产生了出走的想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他串连、说服了几十个愿意出走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准备带着他们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出发的时间定在4月4日夜里。
到了4月4日这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夜色降临，就不辞而别。就在这关键时刻，许世友的老搭档、原红四军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认识到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许世友的性子来，遂将事情紧急报告给抗大保卫处长。保卫处长大惊失色，也没有听清楚，便报告林彪，说许世友他们这批四方面军的学员要闹事，要防止他们对毛主席下手。
林彪惊出一身冷汗，急匆匆地赶往毛泽东住所，在门口与叶子龙迎面撞了个满怀。他嚷道：“许世友要杀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毛主席报告！”
门帘一挑，毛泽东闻言走出房间，问道：“什么事呀，这么急？”
林彪报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抗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杀你！”
毛泽东处变不惊，不紧不慢地吸着香烟，有些不信，问：“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消息可靠吗？”
林彪言之凿凿：“领头的是许世友。此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好喝酒，易冲动，拳脚功夫十分了得。”
毛泽东表态：“既然这样，就由你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随后，按照林彪的安排，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及其附近地区严严实实的警戒起来，防止不测事件。
接着，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全体师生集合在一间教室里，教室外面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许世友感觉不妙，硬着头皮观察事态的发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最后一个被捆。他还在惊讶如此隐密的事情如何会被林彪看出破绽，他那精湛的少林功夫根本没有使出一招半式就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等关进窑洞后，他才醒过神来，破口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抓他的林彪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他以为关进了毛泽东的班房，就不会有生还的一天。
毛泽东以宽阔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任命董必武为庭长，傅钟为检察长，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宽大处理，将大部分人释放，少数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对带头闹事的许世友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的处罚，所有释放人员均回抗大完成学业。毛泽东还要求抗大做好四方面军学员的工作，规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林彪逐一找四方面军的学员谈话，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使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和抗日救亡工作上来。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唯独到许世友这儿卡了壳。许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条：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当反革命；离开延安；回家侍奉老母。
林彪一筹莫展地来找毛泽东，毛泽东问清情况后说：“他的工作我来做。”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
“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