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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要南下呢？大都的梨园很热闹，他创作的《望江亭》和《救风尘》等剧目早已风靡京师，最火爆的时候，所谓半城车马为君来也一点不是夸张之辞，照理说他在大都的生存环境还是说得过去的。但一个有作为的艺术家不应该老待在一个地方，平淡无奇的庸常岁月会一点一点地腐蚀艺术灵性，就像植物的叶片在看似懒散的秋阳下日益枯萎一样。这些年，从江南来大都的文化人着实不少，他们给大都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春风杨柳般的清新气息，这不能不激起关汉卿对南方的向往。在这之前，京都名优珠帘秀已经到南方去了，先是在扬州，而后又到了杭州，听说在那边仍然很走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己酝酿了多年的《窦娥冤》一直没有写。没有写不是因为才力不逮，而是因为太看重。他有一种预感，这个戏写成了，如果不是他最好的一个戏，也肯定是他最好的两三个戏之一。有了这样的定位，下笔便颇为矜持，生怕糟蹋了一个好题材。而窦娥的传说就产生于江淮一带，为了写好这个剧本，他也应该到传说的发源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在大运河已经开通，来去并不太难。那么就上路吧。
淮安的窦娥巷东西不过百米，寻常巷陌，极是清静。这里离最繁华的运河码头河下镇相去不远，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关汉卿从河下镇登岸后，一路寻访窦娥巷的身影。孤篷瑟瑟，青衫飘零，一个北国书生走进了淮安城北的这条小巷，谁能估量那彬彬弱质的身影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呢？但传说中的一个底层劳动妇女的苦难和抗争，点燃了他山呼海啸般的创作激情，撼天动地的《窦娥冤》就是从这里走进了中国文学史的长轴画卷，而这位书生也当之无愧地走进了大师的行列。在关汉卿的六十多种杂剧中，《窦娥冤》无疑是最具社会批判精神和艺术震撼力的一部。听听窦娥最后在法场上的呼喊，谁能不为之惊心动魄呢！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样尖锐地揭露黑暗和腐败的作品，并没有听说当时有哪一级政府来横加干预，这也说明了元代的文网是相当松弛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田汉先生在他创作的名剧《关汉卿》中，说关汉卿和珠帘秀因创作和演出《窦娥冤》双双触怒朝廷，被处以极刑，且在法场上互诉衷肠“相永好，不言别”云云，这纯粹是凭空杜撰的情节。其实，历史上的戏剧大师关汉卿并未死于文字狱。
关汉卿最后终老何地，史无记载。但一代名优珠帘秀确是死于杭州的，这是杂剧走向南方的一个信号。大运河的清波不仅激活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雄健体魄，而且疏通了全方位的文化交融，将元代的文化史从蒙汉冲突的烟尘提高到创造性的清澈之中，这中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戏曲中心的南移和元曲的勃起。我总觉得历来的文学史对元曲有些轻慢，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如果说在元曲之前，艺术审美有所创新的话，那么这种创新最终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之内的创新。而元曲则从根本上对原有的审美规范进行了一次颠覆。这种颠覆张扬着北方游牧民族固有的生命精神犷悍、洒脱、自由的心灵和奔放的思想。作为颠覆的成果，元曲的那种自然朴质，雄浑刚健，俚曲新声完全冲破了传统的“雅正”之美，开辟了新的审美维度。且看看元曲中的这条《大鱼》：
胜神鳌，卷风涛，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万里夕阳锦背高，翻身犹恨东洋小，太公怎钓？
何等的气势非凡！一点也没有那种瑟缩在文网下吞吞吐吐地看别人脸色的味道。元代的文化人真够放肆的。
但大运河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或者说并不在意这些，它是大智若愚的做派，只知道由着自己的性子向前流动。巨大的漕船压迫着它，风帆和橹桨撩拨出昏眩的快感，两岸是充满生机的旷野和新兴的城市，生命的密度在不知不觉中稳步增加这些都将成为后代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课题。现在，它从杭州流到了通州，离大都只有一步之遥了。
19通惠河
到了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忽必烈已经七十八岁了，这样的高龄在他的家族中是少有的，雄健如牛的祖父成吉思汗活了六十六岁，接过祖父的旗帜完成西征大业的伯父窝阔台活了五十六岁，而骁勇伟岸的父亲拖雷只活了四十来岁。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是到了考虑后事的时候了。在忽必烈的“后事”中，最让他牵挂的还是大运河。他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最后完成京师漕河工程开挖由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
从至元十九年开济州河到至元二十九年开通惠河，这中间整整经历了十年时间。济州河一百三十里，会通河二百五十里，通惠河五十余里，加起来也不过四百多里。人们不禁要问，以忽必烈那样的雄才大略，这几项工程为什么不能一鼓作气却要拖延十年之久呢？其实这也正体现了忽必烈性格中值得欣赏的一面。他不是那种好大喜功的君王，凭借着自己可以役使千百万人的无上权威，视民生如草芥，大呼隆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清醒的、审慎的，量力而行的。对于一个雄视八方的马上天子来说，这一点尤其难得，也是忽必烈不同于秦皇汉武或隋炀帝的地方。历史证明，再好的事情，如果不能量力而行，只凭领袖人物头脑发热，就闹哄哄地大干快上，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好大喜功穷折腾也是一种暴政，有时甚至会比其他形式的暴政更加祸国殃民。几十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同样是为了治河，忽必烈的子孙将以亡国的代价来验证这条并不深奥的定理。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大都还是一片冰封雪锁的世界，官僚贵族们大都闭门扃户，窝在家里围炉煮茗，或就着煊羊肉喝酒。皇上的圣旨下达了，命太史令郭守敬兼领都水监事，全权负责大都漕河工程。这项任命体现了皇上一贯的办事风格，有点举轻若重的意思，即使是一项不算太大的工程，也还是要让郭守敬这样第一流的专家来主持。同时又考虑到通惠河要穿越京师，天子脚下，冠盖如云，随便扔一块土圪垯说不定就会砸着一个王公贵族，施工中必然要牵涉到各方面的矛盾。为了防止权势对科学决策的侵凌，在扯皮中耗费过多的精力，忽必烈又下令，凡遇重大问题，“咸待公指授而后行。”这等于给了郭守敬便宜行事的尚方宝剑。只有在这时候，忽必烈才真正感到了科学家的宝贵，他手下有那么多适合当官或者适合侍奉他的人丞相、尚书、御史、将军、诗人、僧侣，甚至驯马师和营养师，但郭守敬这样的科学家却找不出第二个（其实，在任何时代，科学家的比例都远比官僚或仆役的比例要小得多）。因此，即使贵为天子，他也不去对工程上的事指手画脚，而是让郭守敬放手去干。这是一种大度。他知道，只有权力服从于科学，科学才能像行吟诗人那样自由地迸发出灿烂的灵感。
以太史令兼领都水监事，说明这两个职务都非郭守敬莫属。作为国家天文台台长兼科学院院长，太史令往往是终身的，因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就那么几个。但它并不是一个闲差，这些年，郭守敬的精力主要用于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很多成就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例如，他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赤道仪，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的使用赤道坐标环组的仪器早了三百多年；他创立了我国独特的球面三角学，用以计算黄赤道差和黄赤道内外度，比欧洲的三次差内插法早了近四个世纪；他还主持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恒星位置的测量和地球纬度的测量，在中世纪的科学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这是他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期，他像一只冬眠的熊，日复一日地吮吸着自己的脚掌那里贮藏着他生命的精华。太史院的工作是枯燥而清苦的，但快乐也会不时来撞击他的心扉。人类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最终都是在快乐中才得以解决的，就像上帝用追求性快感来吸引人传宗接代一样。在追求中获得快乐，科学发现也是如此。现在，他只得放下太史院的工作去主持开河。这是他第二次担任都水监了，第一次是为大运河作战略性的规划，这次则是为了最后完成运河与大都的牵手。历史似乎有意要把大运河这项伟大的功业与一位科学巨子联系在一起，因此从开场到闭幕都让他来主持。
都水监是废而复置的机构，暂时还没有衙署，郭守敬仍在太史院办公，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如常，连“走马上任”也省略了。但往日的清静却说不上了，他必须亲自进行野外的勘察测量。大科学家的灵感也不是信手拈来的，他只不过比常人更敏锐，更善于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孵化出智慧罢了。首先是对事物的深入和独立的观察，为什么要强调独立呢？因为只有独立的观察才不至于重复别人的结论，也才会产生独立的思考；而有了独立的思考，大抵也就离创造的门槛不远了。为了解决通惠河的水源问题，郭守敬从考察大都周围的山经水脉入手，苦苦求索了八个月，最后确定了从白浮泉引水济运的方案，其大致构想是：从昌平东南的龙山引白浮泉西行，然后大体沿着五十米的等高线转而南下，避开河底低地，沿途拦截沙河、清河上源及西山山麓诸泉，入注瓮山泊（今昆明湖前身）。再沿古高梁河流至大都西水关入城，往南汇为积水潭。往东南出文明门，经大通桥入旧运粮河，至通州高丽庄接通北运河。这样，一条五十多里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