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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真好！
沧州已有好几年没有下过像样的大雪了，在这座北方城市，雪，竟然成了大自然难得的馈赠，偶一施舍便让人们亢奋不已。久违了，这正宗的燕山雪花；久违了，这轻蹈于天地之间有如诗人笔下的狂草一般的北国之雪。
在沧州的旅馆里，我对着地图寻找古运河的踪迹，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地图上的大运河有一种中国美学中传统的对称美。你看，它的最高点南旺水脊恰恰处在中点的位置。以南旺为对称轴，那么，与太湖平原对应的自然是河北平原，与钱塘江对应的则是海河。而南北两个端点上的杭州和北京，都是香车宝马型的古都，在历史上也差不多是等量级的，只不过在时间上有些错位罢了，从端点过来一点，同属于暴发户的那种，散发着近代商业气息和殖民气息的，是上海和天津。再过来一点，色调变得古朴了，有点斑驳的意味，在南端的是苏州，在北端的则是沧州。
沧州能与苏州相提并论吗？
能，至少有一点它们是可以匹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自明清以降状元出得最多的州府。
苏州出的是文状元，沧州出的是武状元。
如果说苏州是江南的诗词坊，那么沧州就是北国的演武厅。
沧州武风腾蔚，这里所说的“武”是属于冷兵器时代的，即所谓舞枪弄棒、弓马骑射一类。其实，说起中国的武术，人们自然便会想到沧州的。
先说几个人给你听听。
清朝初年的义军首领，以“盗御马”而名动四方并成为传奇小说素材的窦尔敦何许人也？沧州人。
在京师擂台上力胜不可一世的沙俄拳师，受到康熙题匾嘉奖的武师丁发祥何许人也？沧州人。
“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江湖知己，人称“大刀王五”的义士王子斌何许人也？沧州人。
光绪年间著名的盛兴镖局掌门人，曾任清廷武术教头的双刀李凤岗何许人也？沧州人。
这几位都算得上是武林中风云一时的高手，但遗憾的是，他们都不曾中过武举，更不用说武状元了。
就像苏州状元中绝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或学者一样，沧州状元中也绝少真正意义上的武林高手。状元这玩意其实也就是玩个技巧罢了比别人更善于应付那一套考试的游戏规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实在难说。但捞一副顶戴倒是实实在在的。不过往往也就是这一副顶戴阻碍了他们走向更高的境界。想想看，就算你原本有一身好力气，几套拳脚功夫，可一旦中了状元，赏你个乾清宫带刀侍卫之类，每天仪仗似的跟着皇帝走来走去，进门一个喏，开口一声喳，长此以往，膝盖也软了，嗓门也细了，功夫上自然不会有什么长进，终因缺少某种精神而走向平庸。真正的高手其实都在江湖上。江湖风波险恶，是高手们竞争和决斗的生死场，没有几手真功夫是很难立足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精神在这里粗砺的阳光、土地和风沙的背景上根深叶茂。沧州地瘠民贫，这种地方不出产财富却出产舞枪弄棒的壮汉，而膏腴脂丰的地方只能出产弱柳扶风和风流俊朗的小白脸。穷则习武，这是沧州人世世代代的生活信条。
习武一为自卫，二为谋生。
谋什么营生呢？要么当强盗，要么到镖行去当镖师。
强盗和镖师其实是在同一口锅里讨饭吃的。镖师以武功为资本，但光凭武艺高超还不能保证走镖的安全，还必须善于同匪盗周旋，笼络江湖感情，甚至送礼买路。遭遇劫匪时，他们总是首先以温言好语攀交情，当面承认保镖这碗饭是盗贼给的，因为如果没有盗贼劫掠也就不会有人雇武士保镖了。于是口上要说“穿的朋友衣，吃的朋友饭”，尊称对方作“当家的”，请求对方“高高手”。实在交涉不通或遇到不理会江湖义气那一套的劫镖者，才不得已“以武会友”。当然到了那时候就看真功夫了。江湖尚武，当镖师非得有几手看家的真本事不成。著名的秘宗拳第六世传人霍恩第（霍元甲之父），当年就曾为富商充当镖师。镖行树大根深，他们不光受雇为商旅服务，还为朝廷和官府运送皇杠饷银。清代咸丰以后，江南漕粮实行改折征收，也就是把实物折合成银子解送京师，那些巨额银两也往往请镖局护送，运到北京珠宝市熔化以后，铸成银锭交库。说起来很有意思，大内银库那些搬银子的库丁上下班竟然也都是跟着保镖的，因为库丁是一个很肥的差事，他们可以从银库里偷带银子。尽管防范很严，例如下班时要脱得赤条条的翻一个跟斗，但他们还是可以把银锭藏在肛门里偷带出来（作家邓友梅在小说《烟壶》中写过此类情节，不妨参看）。由于他们的银子来得容易，京城的那些青皮混混就专门盯着他们绑票勒索。这样，下九流的库丁便也堂而皇之地用起了保镖。
干哪一行有哪一行的行规，喊镖号便是走镖的行规之一，这是堂堂正正地亮出旗号的意思，也是威慑匪盗的意思。但每逢省会城市或镖局所在地时，却是不得喊的。不光是不得喊，而且镖师还要下船（或下马）步行，待过了这座码头方可重新登舟策马。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不管是哪一路的镖客，途经沧州时都不得喊镖号。
这是出于崇拜呢，还是惧怕？说不清，反正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江湖上的事，有好些原本就是说不清的。
镖船偃旗息鼓，诚惶诚恐地驶过沧州地界。如果是由南往北去的，那么，你现在开始闻到一股海水的腥味了。
津门在望。
十八杨柳青
北方大平原的精气神有一多半是拴在车把式那鞭梢上的，长鞭一甩，胶皮轱辘大车跑出一路天高地阔的轻捷和自在。牲口脖子上的铃铛神气活现地响个不停，有如饶舌的政治家在发布宣言一般。再加上车把式那洋洋自得的作派，便很有点甚嚣尘上的气概了。路边的老杨树孤傲地守望着，鞭梢时不时地会撩下几片残存的树叶，让人想到“百步穿杨”那样的绝技。牲口的汗息弥漫在空气中，透散出一股热烘烘的力量。快过年了，北方的年节比南方要隆重得多，每一辆大车上都捎带着年货，而且都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鱼肉菜蔬，糖果糕点，花布鞭炮，服装鞋帽，大大咧咧地一览无遗，带着某种炫耀的意味。这中间，最撩人的还是那大红大绿的年画。
当然，是杨柳青的年画。
“南有桃花坞，北有杨柳青。”这两个地名都有点乡气，恰恰应了桃红柳绿的说法，一听这两个名字，给你的感觉就是与艺术生产有缘的有些地名天生就具有某种气质，或者说渗透着某种魂灵，就像大泽乡和浣花溪这样的名字天生就带着草莽或才女的气息，而一提到普陀山人们就会感到浓烈的宗教氛围一样。而且这艺术是民间的，带着股乡气，有点艳俗，富于色彩和情调的那种。它就是年画。
年画是一种说不上有多么精致或深刻，却很赏心悦目的东西。创作过程中的随意性加上艺人们那张扬着世俗趣味的想象力，使它在稚朴、厚拙和清浅可爱的本性中，蕴含着某种巫气。这种巫气常常体现为对经典美术里透视关系的反叛，你可以说它原始，也可以说它前卫，反正它是属于民间的。所谓民间，是相对于宫廷和文人圈子而言的，但它无疑比宫廷或文人的东西在民众中具有更大的亲和力。就题材而言，年画大多离不开镇宅禳灾，纳吉求福，祈子延年，因为生命、财富和平安是世俗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千年万载也不会过时的。就表现手法而言，它也体现了一种将天机浅显的智慧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相互渗透的境界。西方美术中常用不同的人体象征大自然的瑰丽多姿，例如，用丰腴的女人比喻丰收、以少女娇嫩的肌肤象征春天等等。中国的民间美术恰恰相反，往往用一种符号来隐喻羞于见人的人体和性，例如中国年画中有一种鱼儿闹莲、莲里生子的传统题材，在这里，莲是地阴的象征，在画面中被比作女性或女性的性特征，鱼儿闹莲象征两性的和谐结合，而莲又可以生子，这是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的符号，体现了对生命繁衍的关注。当然，它也是千年万载不会过时的。
桃花坞是苏州的一条街，而杨柳青则是大运河畔的一座小镇，指出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苏州是江南名城，其文化积淀有如一幅色调古朴且花形繁复的软缎，几乎可以让人陷溺的。桃花坞的年画只是这幅软缎上的一个点缀：在阊门附近，有这么一条制作和出售年画的小街，每年的腊月里季节性地牵动着游人的脚步。但杨柳青就不同了，一座弹丸小镇，“家家点染，户户丹青。”杨柳青从头到脚都是属于年画的，年画既是它的全部行头，又是它的全部生命。这就是说，没有年画，苏州还是苏州，但杨柳青就不是杨柳青了。
苏州又是文人的苏州，阊门一带不仅是旧日的商业中心，而且是有名的“红灯区”（《红楼梦》第一回中就说到这个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文人骚客自然会更多地留连的。因此，桃花坞年画那民间情调中便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