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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加以研究。有几种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每一种都赞同泛灵论以及异族通婚限制。人的灵魂和来世的种种概念，由于表现形形色色，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信仰与我们可正当地视为非常古老的人类发明的这些观念一样，有着同样的普遍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它们视为是受生物有机质决定的，因为它们可能是人类种族在很早时候的发明，即那些已成为所有人类思想基础的“摇篮”式特质。归根到底，它们可能与任何地域性风俗一样都是以杜会为条件的。但它们在人类行为中早已成为无意识。它们是古老而又普遍的。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今天能观察到的那些形态变成那些产生于原始时期的最初形态。从研究它们的多样性入手，也同样没有办法重述这些原初之物。人们可分离出信仰的普遍内核，并将它与地方形态相区别，但这种特质仍有可能在一个显著的地方形态中出现，却不在某种具有所有被遵循的特质的最原始的基本特性中出现。
因此，利用原始风俗证实原初之物是一项纯理论的工作。就任何所能期望的本源——那些互斥和互补的本源，提出一种论点是可能的。在所有人类学材料的利用中，这是理论推测在其中交替最为迅速的一种形式，而且必然也是不能从其中提供任何证据的一种形式。
利用原始团体去讨论社会形态的理由，与那种要再现原始社会的浪漫设想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不是以把古朴民族诗意化的态度提出的。在当今这个充满异质标准和混乱的机械喧闹的时代里，这个或那个民族的文化都以许多方式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但是，这不是一种向原始人为我们留下的各种理想的回归，因为我们的社会将会治愈其本身的各种弊病。赋予古朴原始人的那种浪漫的乌托邦主义有时会吸引人，但如同它在民族学的研究中会起到帮助作用一样。它也常会起某种阻碍作用。
正如我们说过的，认真研究原始社会在今天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它们为研究文化形态和进程提供了个案材料。它们有助于我们区别那些对地方文化类型的具体反应和那些对人类文化类型的普遍反应。此外，它们还有助于我们估价、理解受文化制约之行为的那种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化，由于其进程和功用，是一个我们需要尽我们所及去认识的问题，而且在任何其他方面进行探索都没有在前文字社会的事实中进行探索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收益。
第二章 文化的差异
一个为加州人称为掘根印第安人的首领，给我讲了大量有关他的民族在过去的生活值况。他是一位基督徒，是带领人们在水浇地上种植桃树、杏树的首领，但当他谈起亲眼见到在熊舞中萨满们把自己装扮成熊的情形时，双手颤抖，声音也因激动而变调。这是一件无可比拟的事情，即他的民族在过去拥有的那种力量。他特别喜欢谈论他们吃过的那些荒漠中的食物。他以仁慈的心情拿来各种连根的直物，对它的重要性有着永不衰竭的意识。他说，那时，他的民族吮吸吞食着“荒漠的营养”，而且他仍对肉店出售的东西如罐头食物一无所知。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使他们后来堕落了。
一天，拉芒直接打断了他关于碾牧豆，烧橡子汤的描述。他说“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我不明白，这种情形是否曾在我从未见过的他们的传统仪式中出现过，还是他自己的想象。很难想象，这居然是他从他在班宁认识的白人那儿听来的，他们并不热心讨论不同民族的精神气质。总之，在这谦恭的印第安人的心灵中，这一形象化比喻是清楚的和充满意义的。他继续讲到，“他们都浸泡水中，但他们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
我们的杯子破了。这些曾对他的民族的生活、家庭饮食仅礼、经济犏职责、村内的继承仪式、熊舞中的如痴如醉、他们的是非标准，都赋予过重要意义的事情，带着他们生活的形式和意义都一去不复返了。这位老人精力仍很充沛，也是和白人打交道的领袖，他的意思并非说明他的民族面临灭亡的问题。但在他心中所想到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标准及信仰的整个结构等价的某种东西丧失了。一些其他的生活之杯留下来了，也许盛着同样的水，但这种损失却无可弥补。它不是这里补一下，那里砍一点的事。这模型过去一直是基本的，后来不知怎地变得粉碎了。它曾是他们早先所特有的。
拉芒对其所谈的事情有过切身的经验。他对有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不可互比的两种文化采取骑墙观望态度。这是一种痛苦的命运。在西方文明中，我们的经验是不同的。我们在世界性的文化中成长，我们的社会科学、心理学、神学都顽固地无视拉芒的比喻所表达出的事实。
且不说人类想象力的丰富，生命历程和环境压力就提供了数量惊人的可能线索，所有这些线索似乎都提供了一个我们可赖以生存的社会。随着可与财产相联系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出现，于是有了各种所有制体系，有了物质财富及其精巧的技艺，有了性生活、生身父母身份与继父母身份的各个方面，有了可赋予这个社会以结构的行会或宗派；有了经济上的交换；有了神和超自然的制裁。其中每一方面和大量别的方面的实行，都可能具有某种文化和仪礼的精巧，它垄断了文化活力，只留下小量余力去确立其它特质。一些我们认为极为重要的生活方面，已被那些文化远非贫困但却遵循另一发展方向的民族忽视了。或者同样一种特质却可能被极大地精化，以致我们会把它看成是古怪的。
文化生活如同演说活动，选择至关重要。由我们的声带、口腔、鼻腔产生的种种声音，实际上可以说是无限的。英语中的三或四打就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只与紧密相关的德语和法语方言相符。世界不同语言所使用的总量，从没有人敢作出估量。但每一语言必须作出选择，并在承受可能完全不为人解理的痛苦中去服从这种选作。一种甚至使用上百种——而且实际上有记载的——音素的语言却不能用于交流。另一方面，我们对与自己的语言无关的那些语言的大量误解，是在我们企图将异族语言系统作为研究我们自己语言的参照框架时发生的。我们只认识一个“K”。如果他人将五种K的声音置于喉部、口腔的不同部位，那么，区别依赖这些不同位置的词汇和句法，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真正掌握了它们。我们有“d”“n”两个音。它们可能还有一个中间音，如我们不能辨别出这个中间音、我们就会一时写d一时写n，导致一些并不存在的区别。语言分析的基本先决条件是对每种语言都能从中找出其自己选择的那些大量可用语音的意识；
在文化中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想象出一道巨大的弧，在这个孤上排列着或由人的年龄周期、或由环境、或由人的各种活动提供的一切可能的利益关系。一种利用了很大一部分这些关系的文化，如同使用了所有的吸气音，所有的串门爆破音、唇者、齿音；咝音以及从无声到有声、从口腔到鼻腔的喉音的某种语言一样，让人不可理解。作为一种文化，其特性取决于对这个弧上某些节段的选择。各地人类社会在其文化习俗制度中，都作了这种选择。从另一观点看，每个社会都在舍本途末。一种文化几乎没意识到金钱的价值；另一文化却在行为的一切方面，都视金钱是最基本的价值。在一个社会，即使在来看是生存保证所必须的生活方面，技术也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轻视；在另一同样简单的社会，技术成果却很复杂，而且被恰到好处地用于生活之中。一种社会将庞大的文化上层建筑立于青春期的基础上；另一种社会则把它建于死亡之上，还有一种社会甚至把它律立在来世的基础上。
那种把文化上层建筑建立在青春期上的情形特别有意思，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中，它光耀夺目；因为我们拥有从其他文化中吸收来的丰富信息。在我们的文明中，所有心理研究的著作都强调青春期那种必然的躁动不安。在我们的传统中，这种心理状态，如同伤寒病以高烧为标志那样，是明确地以家庭破裂和反叛性为其特征的。有关这方面事实，不存在问题。在美国，这种现象甚为普遍。问题倒在于它们的必然性。
对于不同社会对待青春期之方式的最随机性调查，表明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即使在根源。
根据与月经相关的观念而进行的女孩青春期仪式，从有关个体的观点看，极易转化成完全相反的行为。神圣之物常常有两种可能的方面：它可能是危险的源泉，也可能是赐福的源泉。在有些部落中，女孩初潮是一种有力的超自然祝福。我在阿帕契人中见到，祭司们亲自跪地而行，来到庄重的小姑娘面前，接受她们触摸的祝福。所有婴幼、老人也都出于需要，来寻求能够将他们的病魔驱除的赐福。青春期中的女孩并未被当作危险之源而隔离。相反，人们把她们视为超自然祝福的直接来源而向她们大献殷勤。既然构成女孩青春期仪式的观念，在长勒人和阿帕契人中，都基于与月经有关的信仰，所以也不能把它们那些最重视这种特征的文化中，它们所重视的青春期年龄，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因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生理性青春期的话，那么，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所谓青春期制度，只是一种名称误用。他们所说的青春期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阶段，而且仪式就是对孩子成年的这种或那种认可。因而，这种新的职业与义务的授予仪式，就象职业和义务本身那样各色各样，并受到文化上的制约。假定成人唯一的光荣职责表现为战争的业绩，那么勇士的授勋仪式就稍晚一些，这种仪式与另一种社会的仪式不同，在后者的仪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