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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蒉轩笔记〉序》里，自己解释说：
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以称之曰智慧……［21］他又进一步申说道，“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智识上是唯理的思想”［22］。他正是力图将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情感与建筑在对“人”自身科学认识基础的知识、理性结合起来，达到“情”与“理”的调和。这种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是反映了自称“爱智者”的周作人的思想本质的，贯串于他的全部著作之中。
第一部分第一讲 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3）
（三）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发表了著名的《闭户读书论》，他读书的主要兴趣，又转到中国传统的“杂学”上来。正像他自己概括的，他所关注的“杂学”包括“八大类”：“关于诗经论语疏注之类”；“小学书，即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之类”；“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博物书类”；“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佛经之一部”；“乡贤著作”［23］。这决不是“未接受西方文化之前的幼时读书趣味”的简单回复——周作人这一代既已经经过五四的洗礼，进入了“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他们就绝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回复”到封建文化封闭体系中去。从表面上看，周作人三十年代以后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以中国古代典籍为对象，但是，在其背后，却仍然存在着西方文化的参照体系，不仅隐隐地支配着周作人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选择，而且决定着他的评价的眼光：周作人是以在西方文化启迪下形成的“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去重新审视、映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再度“别择”与“发现”。决定着周作人三四十年代读书趣味与眼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一时期周作人出于对时代大风暴的疑惧，自动地与历史发展运动“脱钩”，躲进了个人小天地；但他又不甘心于仅仅“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他仍然追求着一个广大的精神世界，向往着思想的自由驰骋，这确是周作人高于他的“过于珍惜他有限的‘衰愁’”，因而不免露出“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鲁迅语）的弟子的地方，周作人仍然不失其“大家风度”。但他既不愿、也不敢如鲁迅那样驰骋于现实斗争的广阔天地，就只有像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打破了现在的界限而游心于千载”，以发现“可‘尚友’的古人”，借“遗烈”的英魂使自己“感发兴起”，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物我的回响交流”的过程，一方面用自己的胸襟、眼光去“发现”古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发现”进一步肯定自己，扩大、丰富自己，建立起支撑自我的精神柱石（以上引文均见朱光潜三十年代所写《陶渊明》［24］一文；朱先生笔下的陶渊明酷似于当时的周作人）。这样，三四十年代的周作人，不仅以一个接受了西方思潮影响的现代读书人的胸襟与眼光去读中国古书，更在其中贯注了“自己的胸襟气韵”（朱光潜语）。周作人曾经在一篇题为《谈笔记》的文章里，谈到他选评旧书古人的标准是：“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所谓“人情物理”即是上文所说的“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坚持；“思想宽大，见识明达”则显示了周作人思想“兼收并蓄”的中庸主义特色；“趣味渊雅”更明显地表现了周作人“温雅”的个性。由这样一个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具有中庸色彩的，包含着士大夫、绅士趣味的思想体系出发，周作人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观察，就别具一种胸襟与眼光。例如，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曾以黄宗羲、戴震、俞正燮为清代思想家中三大人物，周作人则表示：“清朝三贤我亦都敬重，若问其次序，则我不能不先俞而后黄、戴矣。”［25］周作人在《俞理初的诙谐》、《俞理初的著书》中，都把俞正燮推之于中国清代思想史的前景位置，极力赞赏其“见识乃极明达”，“特别是能尊重人权，对于两性问题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论”［26］。显然，周作人是用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照亮”了俞正燮的特殊价值。对于清初思想家，人们历来推崇顾炎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他为清初“从事于‘黎明运动’”的“第一人”；周作人读了他的笔记却因其追求“道统”，“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27］而感到一种深刻的失望。周作人说，对于顾炎武，“我总感到他的儒教徒气，我不菲薄别人做儒家或法家道家，可是不可有宗教气而变成教徒，倘若如此则只好实行作揖主义，敬鬼神而远之矣”［28］。因此，他宁愿给名声与影响都远不如顾炎武的刘继庄以更高评价，说他“思想明通，气象阔大处还非顾君所能企及”［29］。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把刘继庄的“思想明通”与据他所说的“明季自李卓吾发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认为刘继庄“本来也沿着这一条道路，却因为是学者或经世家的立场，所以更为精深”［30］。也就是说，周作人对“兼容并蓄”的“明通”的推崇，意在打破封建儒家的“道统”，是着眼于推动思想的解放的。在另一面，又隐含着对于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学术界日益强大的影响的疑惧与不满，同时又夹杂着对于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正当的批判意识，这是一种颇为复杂的文化心理，需要作细致、小心的辨认与具体的分析。周作人正是怀着充满矛盾的心态，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上发现与肯定了：春秋战国时代在法家与道家之间“弥缝”的“孔氏之儒”［31］；东汉“疾虚妄”的王充［32］；魏晋南北朝时代“意诚而辞达”、“纯任自然”［33］的陶渊明；“思想比有些道学家要宽大得多”的颜之推［34］；明末清初“似乎很激烈”、其实“通达人情物理”、思想“和平公正”的李贽［35］；“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36］、“可谓真雅”［37］的傅青主；“清朝后半的学者中”，“思想通达，又颇有风趣”［38］的俞正燮、郝懿行、焦循，思想“清楚通达”，“大而入细，奇不乖纯”［39］的蒋子潇等等。人们自然很容易注意到，周作人引为同道的思想家，无不生活在中国“王纲解纽”、思想相对解放的历史时代；而每一个思想家的面貌又经过周作人思想的过滤，而打上了周作人个人风貌的某些印记。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周作人及其同时代人与中国思想文化学术传统的历史联系，而且在历史的联系中，我们更具体地了解了周作人“其人”。而这两方面，都是很有意义与趣味的。
注释：
［1］周作人：《立春以前·〈广阳杂记〉》。
［2］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小说的回忆》。
［3］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
［4］周作人：《夜读抄·〈花镜〉》。
［5］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
［6］周作人：《我的杂学·三》，收《苦口甘口》。
［7］鲁迅：《坟·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211—212页。
［8］载1923年1月1日《妇女杂志》第9卷第1号，收《谈虎集》。
［9］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法布耳〈昆虫记〉》。
［10］周作人：《夜读抄·〈金枝上的叶子〉》。
［11］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结婚的爱〉》。
［12］［18］周作人：《泽泻集·〈镜花缘〉》。
［13］周作人：《书房一角·妖术史》。
［14］周作人：《夜读抄·〈一岁货声〉》。
［15］周作人：《苦口甘口·读〈鬼神论〉》。
［16］周作人：《夜读抄·〈蠕范〉》。
［17］周作人：《雨天的书·读〈欲海回狂〉》。
［19］周作人：《雨天的书·读〈纺轮的故事〉》。
［20］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164页。
［21］［22］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原载1943年6月20日《华北作家月报》第6期及8月《风雨谈》第4期，见钟叔河编《知堂序跋》，第140—141页。
［2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九八 拾遗（壬）》。
［24］此文收入《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
［25］周作人：《秉烛谈·关于俞理初》。
［26］［27］周作人：《秉烛后谈·俞理初的诙揩》。
［28］周作人：《秉烛谈·谈笔记》。
［29］［30］周作人：《立春以前·〈广阳杂记〉》。
［31］周作人：《秉烛后谈·自己所能做的》。
［32］周作人：《药堂杂文·读书的经验》。
［33］周作人：《苦口甘口·陶集小记》。
［34］周作人：《夜读抄·〈颜氏家训〉》。
［35］周作人：《药堂杂文·读〈初潭集〉》。
［36］周作人：《风雨谈·关于家训》。
［37］周作人：《书房一角·读〈南阜山人诗集〉》。
［38］周作人：《过去的工作·焦里堂的笔记》。
［39］周作人：《苦竹杂记·蒋子潇〈游艺录〉》。
第一部分第三讲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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