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9月21日，周作人致诗胡适：“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29］查周作人日记，在胡适、周作人诗信来往的八、九月间，周作人确实多次婉辞女子师范学院的聘书，以及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的任命。据周作人的回忆，因为听说胡适要到美国去，他将诗信遂寄华盛顿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但大使馆无人知道这是胡适的别号，直到1939年12月胡适才收到这封诗信，而周作人早已于同年8月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职。胡适遂写诗一首：“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30］，在无可奈何之中含着某种惆怅之情。
有趣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转折，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作出“何去何从”的选择。据周作人回忆：
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惶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31］，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在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32］此后，胡适、周作人分处海峡两岸，未能互通音讯。只是在《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作人在与香港友人通信中，对胡适的评价：“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者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33］。周作人写这封信的时间可能是1965年4月28日，此时胡适已作古，周作人也已是80老翁；信中的这几句话，就算是他们一生交往的总结了。
注 释：
［1］据《知堂回想录·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当时胡适、刘半农、刘文典均为辛卯年生，在1917年只27岁，共称“三个小兔子”。
［2］［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七 五四之前》。
［4］类似记载还有：1917年12月26日，“半农来访，同往学长处谈研究小说事”；1917年11月30日，“同刘半农拟小说研究表”等。
［5］详见本书第十讲《周作人对现代小说、散文理论的历史贡献》有关部分。
［6］1920年8月16日，钱玄同致书周作人，“我总不赞成连络石屋山人（按：指胡适）而排斥独枯秃路（按：指陈独秀）”。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7］参看本书第十五讲《周作人与陈独秀》有关部分。
［8］胡适1922年3月4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275页。
［9］胡适：1921年2月14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3—124页。
［10］胡适：1921年3月2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8页。
［11］胡适：1921年8月30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9—130页。
［12］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0页。
［13］学术上的小争论更屡有发生。如：1925年12月周作人曾作《谈〈谈谈诗经〉》一文（收《谈龙集》），批评胡适在武昌大学讲演中对《诗经·葛覃》等篇所作的穿凿附会的今释，及其“用社会学说诗的方法”，指出，“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并说，“读诗也不定要篇篇咬实”，“‘不求甚解’四字，在读文学作品有时倒还很适用”。
［14］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8页。
［15］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9页。
［16］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0—271页。
［17］胡适：1926年5月24日《致鲁迅、周作人、陈源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9页。
［18］原载1927年7月16日《语丝》第140期，收《谈虎集》。
［19］周作人：1930年2月1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页。
［20］周作人：1930年1月5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页。
［21］胡适：1930年9月26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83页。
［22］周作人：1929年8月30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38—539页。
［23］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2页。
［24］《编辑后记》，载1934年5月20日《独立评论》第101号。
［25］在这次讨论中，沈从文也发表有文章，见1937年7月4日《独立评论》第241号。
［26］胡适：1934年1月18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31—232页。
［27］胡适：1936年1月9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6—298页。
［28］参看本书附录《走向深渊之路》有关部分。
［29］［30］［3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六一 北大感旧录（七）》。
［31］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于1945年12月以汉奸罪被捕，1946年11月由南京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处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释出狱，暂住上海友人尤炳圻家。
［33］周作人：1965年4月28日《致鲍耀明书》，收《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
第五部分第十九讲 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1）
——“绅士”、“流氓”及其他
（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于他和东吉祥诸君子（即现代评论派）的关系，作了如下概括：
我以前因张凤举［1］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运命之不可测就是如此。［2］其实，周作人在这里只说到了事实的一半：因为后来周作人又作了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再次回到绅士的“沙龙”。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以及新月派）的交往，所经历的这个“合—分—合”的大圆圈，是周作人心中“两个鬼”互相打架的结果，而“绅士鬼”终于占了上风。
周作人说他“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这在他的日记里是有所反映的——1923年11月3日：“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燮林、陈源、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1923年11月17日：“午至来今雨轩赴张钦海、陈通伯［3］、徐志摩约午餐，同座者八人。”1924年6月24日：“往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1924年7月5日：“下午凤举同通伯来谈，通伯早去。”1924年7月30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卷［4］，阅五十本。”1924年7月31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阅英文卷。”1924年8月18日：“全家与陈通伯、丁燮林等同游卧佛寺。”1925年1月30日：“赴现代评论社约餐。”陈西滢与凌叔华1925年2月12日：“下午同丁燮林、陈通伯、凤举等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登玉皇顶，又至香山香露旅馆饮茶，六时返家。”同步登山共饮茶，关系已相当密切。但两个星期后，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日记中又出现了“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的记录，这是周作人介入女师大风潮的开端。周作人终于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与反对学生运动的现代评论派的绅士分手，并成为互相对立的双方。
1925年5月27日《京报》发表了鲁迅拟稿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表示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署名者为女师大教员7人，周作人亦列名。陈源即在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散布关于“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流言。周作人遂写《京兆人》一文载6月1日《京报副刊》，据理反驳，指出：“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的心理实在可怜极了……”这是周作人与陈源论战的开始。
但同为现代评论派的徐志摩仍然对周作人抱有好感。1925年12月16日，周作人看到当日《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蔼理斯《接吻发凡》译文有错误，即写信给《晨报副刊》主笔徐志摩提出意见。徐志摩很快就以《周作人先生来函》为题将全信发表于本月21日《晨报副刊》，并慎重加上《附复》：“我接手编辑以来也快三个月了，但这还是第一次作人先生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