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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典当），也有为客商提供方便的旅栈业；有手工业作坊，有开采煤矿的商人，有富比王侯的大商人，也有小本求利的小贩。《聊斋志异》写商海风险，也写到一夜致富神话，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纷繁、精彩生动的经济生活画面，像时代晴雨表标明时代商业经济的巨变。
一夜暴富的神话
故宫工笔画：王成遇雨
商业繁荣的精彩画卷
王成是官宦子弟，因为懒，日子越过越穷，但他为人耿介，不贪财，他捡到一股金钗，还给失主。丢金钗的老妇恰好是王成祖父的狐仙妻子。她拿出40两银子，让王成买夏布贩到京城，嘱咐王成：“要勤快不要懒惰，要抓紧不要懈怠，宁早勿晚。”王成没有悟出老太太是在指点他：在商场里，时间就是金钱。他从没吃过奔波劳碌之苦，遇到下雨就在旅馆等，结果贻误了商机，赔了十几两银子，如果他冒雨提前赶到，可以赚几倍。更不幸的是，王成剩的银子给小偷偷走了。有人劝王成到官府告状，责令店主赔偿。王成说，是我运气不好，跟店主何干？店主感激王成为人忠厚，送五两银子给他，让他回家。
王成没脸见祖母，进退两难。他看到有人斗鹌鹑，一赌几千文钱，灵机一动，买了担鹌鹑回来。结果天下雨，鹌鹑渐渐死光，最后只剩下一只。王成难过得想寻死。店主人仔细观察后说：这只鸟儿是上品，那些死去的鹌鹑，未必不是被它斗败啄死。你不妨天天驯养它，用它来赌斗也可以维持生活。半年多时间，王成靠斗鹌鹑，存下二十几两银子。店主人对王成说：有个发大财的机会，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运气。原来，大
亲王喜欢斗鹌鹑，每到正月十五，放民间擅长玩鹌鹑的人到宫中参加斗鹌鹑比赛。店主人嘱咐王成：斗败了自认倒霉。万一斗胜，亲王一定买你的鹌鹑，你不要答应。他勉强要你卖，等我点头才可以卖。王成的鹌鹑把亲王最神勇的鹌鹑斗得垂翅而逃，亲王果然要买王成的鹌鹑，几番讨价还价后，600两银子成交。
李苦禅画鹌鹑
像蒲松龄那样的家庭教师一年工钱不超过八两银子，一只小鹌鹑超过他工作60年的工钱。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奇迹：一只小鹌鹑和600两银子的“中人之产”绝对不成比例，却变成两相情愿的交易。
《王成》写的斗鹌鹑、卖鹌鹑，似诙谐谈笑，却蕴藏不少商业经营章法和经商心理。比如：要眼明手快地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要看人下菜碟地揣摩经营对手的心理。给王成出谋划策的店主显示了出众的商业才能。这位旅栈业老板见多识广，富有商场经验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他带王成进宫斗鹌鹑，先等其他人的鹌鹑斗败后才登场，其他人的鹌鹑成了王成鹌鹑的铺垫。店主深知亲王既嗜好鹌鹑又挥金如土，王成的鹌鹑一旦把宫中御鹑斗败，就奇货可居。他告诉王成要价1000两，要王成沉住气，吊亲王的胃口。王成缺乏商战经验，能得600两银子已喜出望外。按店主分析，稍一拖延，亲王肯定上钩，800两银子可以到手。像王成这样虽然懒却诚实善良侥幸致富的人物，像店主这样审时度势、思维敏锐、有经营头脑的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聊斋舞台，成为聊斋人物的重要门类。
第五部分：从贱商到重商从贱商到重商
从贱商到重商
《聊斋志异》描写了由贱商到重商的情况。中国是个长期重农抑商的国家，以躬耕田亩为荣，卑薄经商取利。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货殖列传》，就受到后世学者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人员组成“士农工商”，商处最末一等。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有所变化，人们对经商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蒲松龄就把商排到农的前边，他在《赌符》里说：“夫商农之人，俱有本业。”
聊斋名篇《黄英》生动地描写人们从贱商到重商的变化。《黄英》写了保守文人马子才从“贱商”变为安心与商人为伍的过程。菊花是黄花，黄英蕴含菊精之意。傲霜挺立的菊花，向来是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黄英》里陶家姐弟和马子才偶然相识，因为种菊话题谈得投机，马子才邀请陶家姐弟住到家里。马子才本是个带“贱商”思想、自命清高的文人。他喜欢菊花，把种菊当作陶渊明式雅事。他虽然很佩黄英服陶氏姊弟种植菊花的才能，但当陶三郎跟他商量卖菊为生时，立即嗤之以鼻，说：“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生反驳马子才说：“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陶三郎的观点反映了新时代潮流：经商不“贪”也不“俗”，是“自食其力”的正当事业。陶三郎还说：“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陶三郎的话，显示出鲜明的商人意识，显示了市民阶层成熟并努力占据社会主流意识的思想倾向。马子才对卖菊花不以为然，认为是“以东篱为市井”。所谓“东篱”，指的是文人雅士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安贫乐道的高洁生活态度。马子才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种菊、赏菊是文人雅事，是精神享受，绝对不能和做买卖这类俗事联系起来。马子才和陶三郎因卖菊的争执不欢而散。
马子才丢弃的残枝劣种，陶三郎都捡了去。到菊花开放时节，到陶家买花的人车载肩负，门庭若市。马子才发现陶三郎所卖的菊花都是他从没见过的异种，他厌恶陶生的所谓“贪”，又羡慕他的菊花，“恨其私秘佳本”，想登门问罪，却发现这些所谓异种正是自己抛弃的劣枝。原来陶三郎有变劣成优的本领，木雕美人他用天才的艺菊本领，让尽可能多的人欣赏到高洁的菊花，卖花为业，何俗之有？马子才佩服陶三郎非同寻常的育菊绝技，两人喝得大醉，和好如初。
在这之后，陶三郎的卖花业从北到南发展，甚至“于都中设花肆”，大张旗鼓卖花。陶家姐弟卖菊的结果是富甲一方，财大气粗，有了大片土地，雇佣很多人种花，他们靠经营菊花，从过去靠马子才接济，到享用过于世家，从过去借住马子才的荒园，到自己盖起讲究的楼房。
马子才丧妻以后迎娶了黄英；马家所用的东西，都由黄家供应。几个月后；马家的东西都是从陶家拿来。马子才耻以妻富，认为黄英破坏了他的清风高名，他特别不能忍受卖菊亵渎东篱，不乐意过仰仗妻财的华贵生活。他埋怨黄英：“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
马子才的话语，表达出两种传统观念：其一，传统男性观。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有社会生存能力，仰男人鼻息生活。黄英不仅养活自己，还养活了丈夫，马子才非但不以她为荣，反而伤害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其二，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在传统士子眼中，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躬耕南亩是清高，从商是追逐铜臭。几千年封建制度长期采取闭关锁国的抑商政策，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在马子才身上就出现了富裕后要“祝穷”的咄咄怪事。
黄英回答马子才：“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这是一番令人耳目一新的东篱经：陶渊明之所以穷，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把精力放到求取财富上，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用自己的劳动致富，既能使自己过得好一点儿，又为陶渊明争口气，堂堂正正，何耻之有？黄英句句在理地批评了马子才以贫为清高的酸腐论调。黄英用古代文人比喻清高的菊花致富心安理得，宣言要改变马子才“祝穷”传统，结果马子才只好认输，认同了她的商业行为。
马子才和陶家姐弟之争，是新旧思想的交锋，马子才表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面前的困惑和不知所措。陶家姐弟卖菊为业并向跨省区发展，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人生观。这个故事有力地说明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受到的巨大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黄英》写的是商品生产，不是在封建社会基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再将剩余部分出售，而是劳动的产品就是供出卖和市场交换的商品，商品换成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再生产。这已带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特点。陶三郎“贩花为业”赚得的钱，就作为增值资本，再在“村外治膏田二十顷”，种花，卖花。这种从小商品生产分化出来的简单商品生产，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黄英》描写了社会由贱商到重商的变迁，说明了在蒲松龄的脑海里，经商不再是贱业，而是一种“贤豪”之举。
第五部分：从贱商到重商成为真正的女人 1
成为真正的女人
小二
我们再拿《小二》来看一下蒲松龄描写的商业经济和女性地位。
《小二》写“绝慧美”的女子赵小二，因为跟父母一起参加过白莲教，受人迫害，不得不去山东益都西部一个偏僻的地方立脚。到这种偏僻的地方，一般生活比较艰难，她却生活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小二成为一个女经营者，甚至可以叫女企业家：小二为人灵巧，经营才能超过男子。她开琉璃厂，生产的灯样子新颖，其他工场比不了。虽然她的价格高却很容易卖。几年功夫，她富甲一方。小二对工人管理很严格，她的工场几百工人，没一个吃闲饭的。小二还懂得劳逸结合，闲暇时，跟丈夫下棋，喝茶，看历史文学书。她对来往账目和工人劳动，五天检查一次，自己拿着账本，丈夫点名，干活卖力的工人受到奖励，偷懒的工人罚跪。小二的工场五天一检查，检查这天休息，夫妻饮酒取乐，让奴仆们唱俚曲。小二对工人的奖励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