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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1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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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党中央的关照”。①

①《宋庆龄纪念集》,第189页。

1966年后,她拒绝继续支领政府给她的膳食补贴,坚持自己负担。遇到请客(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很少),也自己出钱,尽管政府规定按她的职位是可以报销招待费的。①

①本段及以下各段的内容均据本书作者1986年与宋庆龄原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

当时有张报纸上说,养鸽子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听说后命令把她养的一群鸽子都处理掉。她养鸽子不只是因为她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也喜欢鸽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爱鸽子,所以不同意执行她的命令。他们争辩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不应该受到伤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由有关单位派来——也起了变化,有人要求把院子里的“四旧”除掉,所以原来挂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联都被拿掉了。

为了排遣忧伤和孤独,她常常弹钢琴、画画(花卉最多),做一些手工艺(她会绣花和编织)。有时她看看旧照片,有她婚后生活的、还有她的双亲和兄弟姐妹的。

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一如往昔。当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她要那些住房不结实的工作人员把家属都搬到她的寓所来住,因为这是过去的王府,建筑坚固,也没有受地震的影响。她仍保持着老习惯——常给工作人员送一些想得很周到的礼物,如冬天送他们暖和的手套、给他们的婴儿送奶粉和小衣服、给他们的大一点的孩子送书,等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地位很高的和普通的一些人的死讯外。她还为其他一些个人的知交的去世感到哀悼。其中一位就是陈乙明(参见第十五章)。这位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受人尊敬的香港会计师,奇*shu网收集整理抗战期间在香港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及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努力工作。他是典型的华侨——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他是在英国上学的),但随时准备为推动祖国的进步竭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的生活充满忧伤,……他奋力拼搏……对我们的中国,他永远乐于效力。”①宋庆龄在这里既突出了她最欣赏的个人品格(在逆境中勇敢奋斗),又指出了她所认为的生命有无意义的试金石(为祖国效力)。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6年4月14日。

'病痛、安慰和忧思'

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她的病痛继续折磨她,并且常常因为心境不好而加剧。

1973年年中,虽然局势的紧张程度已趋于减弱,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仍说,“5个多月来苦于神经性皮炎……奇痒,夜不成寐……折磨人的疾病”。同年秋天的信中说,“我的两条腿不中用了……肌肉萎缩……希望我能学会自己走到浴室里去……”,“医生要我穿钢背心(治背痛)……”①

①宋庆龄在北京致“亲爱的邻居”,1973年6月15日。

后来又添了些新的麻烦,从气管炎引发高烧,长时间卧床,到关节炎和四次摔跤受伤,其中一次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①

①同上,1973年9月29日、10月25日及11月13日;1975年2月4日。

但她的情绪依然是饱满的,在刚过80岁生日后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亲爱的邻居”,1973年3月23日。

像过去一样,她对自己健康情况的抱怨并不是顾影自怜。而是因为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而生气。有一次因病没能去听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她很沮丧。这个乐团能来北京本来使她很高兴,因为这显示出中国对外比较开放了一点,也因为她很爱古典音乐。(在“文革”初期,贝多芬也被禁,说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腐蚀作用”。)

'两个女孩子'

在这段时期里,两个由她抚养大的十几岁小姑娘给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减少一些寂寞,但也带来了许多烦恼。这两个小姑娘的父亲曾是宋庆龄的警卫员,后患了瘫痪,家里孩子太多,无法抚养。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让她们去见她的客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人物),客人们自然也逗她们、夸她们——这对她们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所以,虽然她安排她们去参军(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卫生队),但她们长大后却成为一种逐渐扩大的社会现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后来又扩大到更多的独生子女身上,成为中国在以后时期的一个社会问题。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她们就缠着宋庆龄,要她去找她的外国朋友给她们到专供外宾的商店里买东西。虽然她总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这样做使她处于一种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写信给一个外国朋友说,这两个女孩子“看见同学们穿肉色丝袜,一心想要,但这东西只有友谊商店卖”,所以请这位外国女友帮个忙。另外一次是要买卷发器,“这两个孩子……在别的铺子里买不到。”又有一次,她派她的车送这位外国朋友带这两个纠缠不已的女孩子专门去采购。后来,当她这位朋友打算去国外旅行时,她又写信说一个女孩子Y要个手表,两个各要一套修指甲工具。①

①宋庆龄致奥尔迦·李夫人,1973年7月27日、8月27日、8月29日、9月24日。

这两个女孩子还要她利用她的影响力去为她们的朋友们办事,其中至少有一起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点的那个女孩子Y要她写一封信给一所著名的语言学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师,希望这位女教师设法录取“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品格优秀的人”。这位女教师答应尽力去办,宋庆龄写信道谢。但没有过几个月,这个女孩子对那个小伙子的热劲儿就过去了,于是宋庆龄又不得不写信给那位女教师说,那个年轻人是个骗子,逃避劳动,所以已经不许他再来往了,请这位老师也别让他再来纠缠她。宋庆龄为上次介绍这个年轻人表示歉意,说她当时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求她……帮助一个好同志”,而现在这个女孩子“自己也不理他了”。①

①同上,1975年5月18日、8月13日。

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她不无苦恼地说起“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Y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8年10月1日。

在另一封信里,她抱怨这个女孩子追求寻欢作乐的奢侈生活,像中国许多城市年轻人一样,以为这是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美籍华人妇女“有大商人的头脑、淘金发财很有门道……把她拉去当向导(上高级餐馆等等),违背我的意愿……”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天天出去,丢下工作,“听他们吹美国生活怎么怎么好,听得脑袋都晕了。”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她的老朋友、美籍华裔理查德·杨也帮助过这两个女孩子,她为此也很感谢。在给杨的信中,她说到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在有一封信里,她为大的一个女孩子生气地说:“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①

①同上,1978年6月21日。

从这两种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终没有能够解脱出来。在那个十年和其后的十年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家庭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她也和大伙共命运、同境遇。

关于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可以讲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显示,这个充满考验和磨难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后来是痛苦和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怎样在公私两个方面都使宋庆龄蒙受重大影响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又带着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乐观精神重新出现,不但毫不褪色并且随时准备以新的干劲来加以表现。这个新时期的开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对此,她在给友人罗叔章的信中这样说: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

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她的活动和著作为数日增。《宋庆龄年谱》中,1976和1977年仅各有1页,但从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的记录也有6页。

这种意志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发,反映出她对祖国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仍像半个世纪以来一样,丝毫没有因为近期发生的局势反复而减弱。

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①中,她称颂他的优秀本质: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

“周总理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热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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