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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奥托·克斯勒先生。我们部里的一个工龄最长、经验最丰富的缉税人员。他等在隔壁。我只想先向您简单解释一下，好让您理解他要讲的内容。”
勃兰登伯格摁下对讲装置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令人同情的女秘书不得不适应她的上司的匪夷所思的工作时间。
“什么事，勃兰登伯格先生？”
“请叫克斯勒先生进来。”古斯塔夫含糊地说。烟灰落到他的衬衫上，他没察觉。
门开了。
门框里站着那个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短发、左太阳穴有疤的男人。在那个盛宴之夜，在“庄严”酒店的吧台旁，当我跟后来失踪的倪科尔·莫尼埃交谈时，他就坐在我身旁听。
他又出现在这里了，这个人。
我盯着他。
克斯勒向我微微点头。
37
克斯勒的声音听起来不同于弗里瑟——迅速、冷淡、有力，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成果。他年近六十，看上去年轻些。
“怎么回事？”我说，“一次再见。”
“我已去戛纳几星期了，中间有间断。”克斯勒说，这位缉税官是财政部的一张王牌，“我住在‘卡尔顿’酒店。我当然不能让人认出我来。”
“当然不能。另外，跟我坐在吧台旁的那个姑娘……”
“失踪了。跟靠她养活的那个男人一道失踪了。我知道。我了解那下面发生的一切，卢卡斯先生。”
“可您到戛纳干什么来了？”
克斯勒说：“我们检查了赫尔曼银行的生意，这是联邦德国的一家最有声望、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瞧，我们当然跟其它国家的缉查人员合作。我们交换情报。数月以来，甚至数年以来，我们就在忙于赫尔曼和他跟那位美国人约翰·基尔伍德的生意。”
“约翰·基尔伍德——这不就是据说来戛纳为赫尔曼庆祝六十五大寿的那些人之一吗？”
“对。他是最有趣最危险的人。”克斯勒说，他摁得指关节咯咯响。他常这么做，这是他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习惯。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本子，朗读道：“约翰·基尔伍德。第三次离婚。六十二岁。活着的孩子：五个。教育：耶鲁大学。生意活动：基尔伍德石油公司及其分公司。估计拥有净资产：七亿到十亿美金。”
“上帝保佑他。”勃兰登伯格说。
“上帝保佑他。”克斯勒说，盯着他的本子，“基尔伍德在贝弗利山、佛罗里达、巴哈马群岛、法国、瑞士、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英国都有房屋、地皮和住房。在英国有整整一座宫殿，两架飞机，两架波音702，在纽约的摩天大厦‘美利坚广场’有一套豪华住房。”
“科德石油，”弗里瑟说，“基尔伍德的公司，在欧洲的经营几乎没有赢利，尤其是在我们这儿。”
“那利润到哪儿去了？”我问。
“去了他想要它去的地方。在那些税收最低的国家。”克斯勒说，将小本子翻开一页，望着我，“您知道科德公司，是不是？”
“谁不知道呢？”我说。
在黑森林有一座装配厂，在全联邦德国有分厂，在国外有配套公司。科德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生产公司之一。它生产雷达设备，以及电视机。新闻卫星的零件以及美国宇航仪器的设备——在电子方面没有科德不生产的东西。
“现在，”克斯勒说，给人一种自信、有经验和聪明的印象，“这家科德，黑森林的这家工厂，一九四八年时是一家整两百人的工厂。如今科德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七十五万职员——还不包括配件供应厂。就我至此向您介绍的一切，如果我对您讲，科德公司的大部分也属于基尔伍德，您不会感到意外吧。”
“不，这对于我真不是什么意外。”我说。
“一九四八年，我们不得不毫无理由地以一美元比四点二马克的汇率购买美元。现在刚好升到了三点九马克。这也太高了。当时，美国人自然在德国购买他们能买到的任何东西。基尔伍德买下了黑森林的小工厂，光阴荏苒，它成了庞大的科德公司。我想，弗里瑟司长已向您解释过了，怎么干这种事——合法地干，完全合法。”
“是的。”
“好，”克斯勒说，“科德公司，这家古怪的企业，您估计，它每年的赢利有多少？”
“数十亿。”我说。
“对，”克斯勒说，狡黠地笑了，“您知道他们在这里缴纳多少税吗？您会笑起来：在德国分文不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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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这很容易做到。”弗里瑟说，“科德把货供应给列支敦士登的客户。在那个税收绿洲里几乎不需要纳税。那里的皮包公司精确地控制着赢利。账单经过列支敦士登转到巴哈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税，您猜得很正确的几十亿赢利，科德公司——也就是基尔伍德——在列支敦士登和巴哈马之间清算之后，就揣入了私囊，但这回是真正的！”
“在德国，总该有办法阻止那些不纳税的公司的恶劣行径吧！”我说。
“这不行，”弗里瑟说，“在这个领域内，什么都是允许的，无可指摘。但是，”他头一回抬高了声音，“如果运气好，这里有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证明科德公司有一点点偷税漏税，有一点点不守常规，那我们就可以破获它。为此，克斯勒长期以来一直在检查科德公司和赫尔曼银行的生意往来。”
“赫尔曼银行是怎么卷进去的呢？”
“哎呀，这您也不知道？”克斯勒说，“赫尔曼银行是基尔伍德在德国的家庭银行。”
“真棒，罗伯特，真棒，是不是？”勃兰登伯格咂着嘴说。他嘴上的雪茄已经湿透了，嚼碎咬烂了。他靠回去，双手叠放在肚子上，眼睛狡黠地望着我们。他的猪眼睛目光狡黠。
第十节
39
克斯勒讲：“可以想象得到，我查出来的情况是我好不容易才获悉的。通过泄密，复仇的感情……”他望着我。他有蓝色的眼睛，我从中看不出一星人性的火花。这双眼睛，它有可能是玻璃做的。克斯勒，财政部缉查人员中的一张王牌。他迷上了他的职业，对于他，这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想。
克斯勒讲：“弗里瑟先生向您解释过的所有汇钱行为，二十年来，基尔伍德在德国这里都是通过赫尔曼银行操作的。他给这家银行选了这么一个最好的名字。一切都必须显得无可指摘、正当合法。按照我们的法律，它是无可指摘、正当合法的。我们知道，每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基尔伍德就将钱从这些国家汇往德国，汇到赫尔曼银行，将它们换成德国马克，继续投资给科德公司。就这样，这家公司成了一家世界级公司。基尔伍德无所顾忌地利用一切的政治混乱、每一次垮台、每一次政变、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件、古巴事件和柏林墙，任您哪一种，越南当然了，数百种的理由，让他玩他的美元，在赫尔曼银行的帮助下，越来越富，越来越富，带给我们国家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他只是这么做的许多人之一，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无所不为。而赫尔曼可以问心无愧，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完全合法。直到后来英镑的事发生。”
“英镑怎么了？”我问。
“基尔伍德看出了英国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不仅看到了罢工、失业和英镑越来越弱，他也预感到，为了能举足轻重地进入欧盟，英国早晚得将它的货币从束缚下解放出来。那疯狂就此开始了，这整个故事疯狂得触目惊心。”
“为什么？”我问。
“您注意听。”克斯勒说，“为了您也能理解这件事，我先讲给您听，基尔伍德本该怎么做——他在类似的情况下总是怎么做的，好不好？”我点点头。“好吧，于是基尔伍德从英国撤回他的英镑存款，这是他通过抛售美元在英国赚得的，汇到赫尔曼银行，要求照原来的高汇率换成马克。他本来也会得到它，因为赫尔曼银行本可以在贬值之前将英镑迅速地卖给联邦银行，这样承受损失的就不是他，而是联邦银行，包括我们大家。不仅如此！基尔伍德还会通过赫尔曼银行在贬值前弄到英镑贷款——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他怎么才能做到呢？”我问。
“如果您信用好的话，您可以在每一家德国银行要求贷英镑、荷兰盾、美元或别的什么，并且都能得到。”弗里瑟说，“基尔伍德一定料到了英镑会贬值。”
“这下他们放开了汇率。”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将衬衫和裤子上的碎屑抖落到地毯上，“这下英镑果然贬值了——据说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对。”弗里瑟说。
“这将意味着什么？”克斯勒问我。
我说：“这将意味着，跟许多中小型企业相反，基尔伍德靠他及时换掉的英镑不仅能避免损失，而且还能大捞一笔。因为如果他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到英国去收购……”
“假如这样的话。”克斯勒说。
“为什么假如？”
“我对您讲过，这里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某种非常疯狂的事。不过，请您将您的思维过程编织下去，让我们看看，您理解了没有。”
“那好吧。”我说，“如果基尔伍德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去英国收购，比如说，他的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厂，那么，他使用德国马克必然就少付百分之八。”
“正确。”
“而他得到的英镑贷款，在还贷时又能让他净赚百分之八！”
“又说对了。”淡黄头发的克斯勒说，“现在您听仔细，卢卡斯先生，因为现在到了我们当中谁也不理解的不可思议、妙不可言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基尔伍德已经将英镑汇到了赫尔曼的银行，以较高的旧汇率将它们换成了德国马克，但是，他没有通过赫尔曼银行贷英镑，不，相反，他让赫尔曼银行将英镑贷给了别人！”
“什么？”我问，哑口无言。
“您听对了。他给出了贷款，而不是接受。”
“可是，”我喊道，“这可就意味着，这一下，当英镑贷款还回来时，赫尔曼银行将少得百分之八。”
“对。”弗里瑟说。
“这谁都不理解。”克斯勒说，“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