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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爱他的家庭。”鲁瑟尔说，“对不对，路易？”
他默默地点头。
“您呢？”我问探长。
“我没有家庭。我独身。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样大概是最好的。您瞧，如果我谁也不爱，那我就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鲁瑟尔说。
“但也没有幸福的时刻。”我说。
“有时有小小的幸福，”探长说，“有时候，当我需要它的时候。那时我就劝说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只是劝说我自己，事过之后，我不伤心。另外，我的手下和我将在这里呆到破获维阿拉谋杀案为止。我们就驻守在这里的中心分局。”
16
这天，我在白裤子外面穿着一件白衬衫，脚穿白凉鞋，带着昂热拉送给我的皮包。我从旧码头沿十字架路慢慢地往下走，经过一家家酒店，直到巴黎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那白色的分店。我昨天在赌场一赢到钱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许多钱。
凡·克莱芙店的店面不大，但它有空调，布置得很有情调。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比我年轻许多，上身穿着蓝衬衫，下身配白裤子，一根鳄鱼皮带和蓝凉鞋。他模样俊美，一见到他笑，你也就忍不住微笑。我还从没遇上过这样的男人。
我说，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他跟我来到店门外，我指给他看那对耳环。当我们去“费利克斯”吃饭时，我感觉到昂热拉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过。
“就是这一对。”我说。
他点点头。我们走回店里，他从橱窗里取出了那两只耳环。我说了我叫什么，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这家分店的经理，名叫让·凯马尔。从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金发女子，凯马尔为我作了介绍。凯马尔夫人跟她的丈夫一样给人好感，亲切和蔼。她叫莫妮卡。
“您听我说，凯马尔先生。”我说，“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某位夫人已经打听过这对耳环。”
“这我或许不能告诉您。”他说，微笑着。
“您可以说，是黛尔菲娅夫人。”
“噢，黛尔菲娅夫人！”看来她在这里也相当出名。当然了，我想。大概她的首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儿买的。“对，先生，黛尔菲娅夫人有一次进来，让我将这对耳环拿给她看过。她特别喜欢它们。”
“我知道。”我说。
“这跟马蒂妮·卡洛尔，那位已去世的电影演员，跟她戴的同样——我是说同样的工艺。”凯马尔夫人说。
“多少钱？”我问。
凯马尔翻查一本登记簿。
“十一万五千法郎，卢卡斯先生。”
“您是外国人。如果您将这首饰带出国，在边境上申报的话，您能省下税。我们可以优惠百分之二十。”凯马尔夫人说。
“我不会带它出国。”我说，想到我要为这对耳环支付多少钱，我有点晕乎乎的。可这些钱不是轮盘赌赢来的吗？我不是靠我们的幸运数字十三赢的吗？
“行。”我说。
“您当然得到一份纯洁度证明和一份详细说明，有供保险公司使用的图片。您希望把它们送到哪里？”
“请送到‘庄严’酒店。耳环我想马上带走。”
凯马尔夫人进去取了一只盒子把东西装起来。这期间我打开我的皮包，数出十一万五千法郎。我赢的钱还余十一万九千法郎。凯马尔数那些五百法郎的票子，每十张拿一根小针别好。凯马尔夫人走回来，递给我盒子。外面包了层有金色小星星的深蓝色的纸，盖了章。我把它塞进我的皮包。
“这下我将很难向黛尔菲娅夫人解释我卖掉了这对耳环。”凯马尔说。
“我买下它们，是为了把它们赠给黛尔菲娅夫人。”我说，心想我早这么说或许能多打折，但为时已晚。
“那还用说，这我明白，卢卡斯先生。请您原谅这愚蠢的玩笑。”凯马尔说。
“您送这件礼物会让夫人喜不自禁。”凯马尔夫人说。
“是的，”我说，“我很想这样。”
“我们谢谢您的惠顾，先生。”凯马尔说，跟他妻子送我到门口。
“您感谢赌场去吧。”我说。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感觉一点也不真实。我看到‘费利克斯’对面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画家，正把他的画往棕榈树之间挂。这是那位不走运的青年画家。我向他走去，给了他五百法郎。他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拒绝收下钱，因为我不想买他的画。
“您收下吧。”我说，“您今天吃中饭了吗？”
他羞愧地摇摇头。
“那您就赶快去吃吧。您必须吃饭。您好好地吃上几天吧，空着肚子不会有运气。”
“谢谢您，先生。”那拉年轻人说，“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我也没有。”我说。当我望向大海时，我注意到美国的驱逐舰夜里开走了。
17
若塞·萨冈塔纳讲着一口在学校里学的德语：“‘如果那只犀牛怒冲冲地想吃掉你，这很糟糕，那么就及时爬上一棵树。不然你就麻烦了。’我知道的，我还能背。威廉·布什。一直很给我启发。”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又讲起法语来，“我是想这样。我痛恨麻烦。”
此时是九点四十五分，我在阿根廷肉罐头大王巨大的办公室里，拜勒乌豪华住宅区他家的房子里。这里地处皮耶尔城区高勒王子街，是最精致、最漂亮、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拜勒乌豪华住宅区坐落在长满棕榈树、柏树和杉树的大公园里，有很多大游泳池。这可能是全城最大的豪华住宅区。这男人外表有点土气、总让我想起南美草原上的骑马牧人。我们可以相信，昨天他还是个牧牛人，在他的故乡的辽阔平原上放牧大群牛。当我到达时，他早就在工作了。一位仆人迎候我，把我交给一位秘书，他则请我在一间客厅里就坐。萨冈塔纳很快就从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五个姑娘坐在办公桌旁，敲着打字机、打电话或者发传真。
“您这办公室可真大。”我吃惊地说。
“两间。这间里面还有一间。七名女秘书。我到处都有办公室。得到处工作，让人家找得到。您过来，我领您看看这房子，不是所有的，我妻子还在睡。她需要很多睡眠。”这男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纽扣眼鼓突着，他一直半眯着它们，领我穿过房子。萨冈塔纳穿着衬衫和裤子，光着脚来回跑，说这里实际上是三套房子，分布在两个楼层。他把三套全买了下来，作了改造。
“每套房子有九个房间。一共花了十七万美金。我最喜欢用美金换算，也是这么支付的。”我能想象得到，我想。“这是我在这里花钱最少的部分。因为这房子是两层的，我得让人安装楼梯和一部专用电梯。我让人把墙扒掉，只留下柱子和支撑梁，好有个足够大的厅。”他领着我穿过许多这样的房间。图书馆和接待室，里面也可以开饭，肯定有普通公寓房中普通房间的十到十五倍大。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市民来说是客厅，在萨冈塔纳这儿只是带壁橱和镜子的更衣间。萨冈塔纳骄傲地解释说，地面全铺的是清一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包括浴室和浴缸的瓷砖。他指给我看这么一间浴室。普通的水龙头和小五金被换成了那种金的。顺便说一下，整体布置气派非凡，古式家具和昂贵的地毯。
窗户跟外墙一样大，三米高，十五米长。当然有空调。所有的接待室和工作间位于底下的两个套间里，私人房间在二楼。玛丽娅·萨冈塔纳还在楼上睡觉。从窗户里能望到大海。
“这房子有多少房间？”我问。
“二十二间。”他说，像个骄傲地展示一只特别漂亮的玩具的孩子一样自豪，“我需要很多地方，您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有一幢三十二个房间的别墅。现在您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他的办公室在女秘书们那两间办公室后面，完全保持着翠绿色的色调。翠绿色——以及深褐色的旧家具。巨大的办公桌空着。只有一部电话，无论如何，上面有许多开关。当我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来。他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等候的。那人身材高大，短发淡黄，左额头有一块疤。这人是波恩的缉税官奥托·克斯勒。
18
“多么愉快的意外。”我说。
“我同样高兴。”克斯勒是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人，“我本想打电话给您，问您有没有进展。那样咱们可以在什么地方碰头。”
“你们别在这里讨论你们的调查。”萨冈塔纳说。他坐到一张气派的大办公桌后面，头顶上方挂着我从画册里认识的一幅马奈的画。“我也请克斯勒先生今天早晨来这儿，因为我跟他有事要处理，因为我要对您讲的，你们俩都会感兴趣。”
“今天有人邀请我了。上特拉博先生的游艇。”我对克斯勒说，“不过我已经去过拉克洛斯那里。他知道我了解到的一切。”
“那我过后就去他那儿。”克斯勒说。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精力不集中的印象。“我的大多数消息都得自萨冈塔纳先生，有关黑森林的科德公司、基尔伍德先生和赫尔曼先生的英镑生意——我在杜塞尔多夫汇报的一切。我当然仔细核对过它们——不是不信任您，萨冈塔纳先生，但我必须这么做。”
“理所当然。我也只是给了您提示。”那位阿根廷人说。
“另外，基尔伍德昨晚又酩酊大醉了。”
“对，在赌场……”我开口道，克斯勒点点头。
“我已经听说了。有一位警官跟我是朋友。这真是令人恶心。是谁把基尔伍德送回家的？”
“法比安和泰奈多斯。”阿根廷人说，“可是，您要是相信基尔伍德只有晚上才出丑，那您就错了。在玛丽娅和我正准备去特拉博家之前，他来到这里，那时候已经醉得很厉害了，非要跟我讲话不可。说他跟我最熟。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什么？”我问。
“那罪过，那压迫着他的可怕的罪过。”
“什么罪过？”
“赫尔曼之死的罪过。”若塞·萨冈塔纳说。说完他背诵了那首犀牛诗。
19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我想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