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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女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女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女？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
“你想去哪里？”
“收拾东西。”我说，“天晚了。”
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摔上门，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
31
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这张纸条是这样的：
象 玳瑁纽扣 鞋
西西里亚的小马 电话地址本 保险单
打字机 支票簿 旅行闹钟
西服 汽车证件 小收音机
换洗衣服 资料 米诺克斯相机
领带 法郎 雨衣
这单子很可笑，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内衣、袜子、鞋和领带。有一大堆东西。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声更大了。
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32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婊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