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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给卡琳多少，都足够给她。
门卫打来电话。厅里有一位送信的，拿着一只大信封。“请您让他上来。”我说。那个年轻人来了，我给了他小费，然后拆开信封。那是环球保险公司的退休合同书。它感谢我多年来忠诚和献身的贡献，祝我万事如意，尤其是祝我健康状况好转，问我今后将退休金跟以前的工资一样汇到我的户头上行不行。如果我不反对，将像至今那样汇钱。我不想再对环球保险公司讲什么。
于是我将信一封封撕碎，没有一封是我想回复或者必须回复的。我突然觉得，我在德国这儿什么也不必再做了。在戛纳，是啊，在那里我还有事要做。可是在德国呢？啥事没有。最后，我手里还拿着一张用手工纸做的卡片。某一个我想不起来的人宣布他结婚了。那是一则非常机智的、高雅的启事。我盯视它良久，然后拿起电话听筒，要求跟戛纳通话。
昂热拉马上就来接了。
“罗伯特！你好吗？”
“好极了。”
“你喝酒了，罗伯特。”
“对。”我说，“我还要喝更多。这里一切都顺利，我是高兴得喝酒。”
“是你的公司那边吗？”
“我的公司那边，对。”
“你查出的一切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非常深刻，”我不费力地说，“印象深刻得不得了。他们特别夸奖我……夸奖……怎么说来着？”
“请你别喝这么多，罗伯特。”
“只是因为高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作画。”昂热拉说。
“我已经对你说了我爱你吗？”
“你何时回家来？”
家，她说。家……
“我将想办法弄到明天下午的飞机票。”
“不能更早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还得等一家运输公司。我将把我离家时从家里带上的所有东西拿到戛纳来。可以吗？”
她高兴得叫出声来。
“噢，罗伯特！你最终来到我身边了？”
“最终，”我说，“对。”可是我不得不谨慎，“我是说，从现在起我生活在戛纳。如果他们要派我出去办什么案子，那就从戛纳出发。我将总是回到戛纳。”
“回到我这里。”
“回到你身边。我在公司里作了解释。他们同意。首先我还得处理这件案子，对不？”
“是的，罗伯特，对。哎呀，我是如此激动……”
“你今天呆在家里吗？”
“对，为什么？”
“因为我还将喝下去。很有可能我还会再给你打一次电话，或者两次。可以说这是相当肯定的。”
“给我打电话吧，你想打多少次就打多少次。不管多晚，我等你的电话。”昂热拉说。
我继续坐在窗前，看着白天缓缓地让位于夜晚，机场和周围处处灯光齐放。我慢慢地继续喝，详细地考虑，回到戛纳后我得做什么。这根本不难。
我把晚饭叫到房间里，饭后我又喝了一瓶，再次打电话给昂热拉。这天夜里我醉得更厉害，然后又一次打电话给昂热拉。一共四次，最后一次是凌晨三点。
40
次日，上午九点，门卫为我找的搬家公司的人来了。一共三个人——其中两位是大学生——他们灵活地将我的衣服和我从我的房子里带出来的所有财产装进两只大箱子。第三位，一个年龄较大、个子较矮的人，跟我办理完了手续。我告诉他这些箱子将寄去的地址，在不同的纸张上签字并预付了一笔费用。一切都进行得很快。大学生们仔细地包裹每一只箱子，不让什么破碎。那些年轻人非常可爱。我昨晚的酒醉还没全醒，但是我感到很惬意。
两小时后，那几个人和箱子消失了。剩下的东西，我收拾进我的箱子，穿上身。我在饭店里吃午饭。我的飞机于十五点三十分起飞，中途经停苏黎世。我把汽车证件和钥匙交给门卫领班，要他卖掉停在酒店门口的“海军上将”车，百分之十留给自己，其余的汇到我的银行户头上。
这回飞行领航员不是“根据制度”工作了。我们正常地起飞，一路非常顺利。杜塞尔多夫天气晴朗，苏黎世也是艳阳高照。尼斯的天空阴沉沉的，米斯特拉风仍在呼号。当我走出飞机时，我在二号参观台上看到了昂热拉。后来在大厅里，我们像我们曾经过的那样奔向对方，越跑越快，越跑越气喘。
我们这回没有沿着海堤行驶，因为昂热拉说它被水淹掉了。我们选了高速公路，不得不在一个收费站停下来。狂风在梅塞德斯车四周咆哮，这辆沉重的车微微晃动。行车道旁的棕榈树深深地低垂着，有些折断了。我感到我头疼起来。昂热拉看上去像熬过夜的样子。她的眼下有深深的眼圈。她又穿着那条棕色的裤子和橄榄绿布料的宽松风衣。
我们到达戛纳，走进昂热拉的房子里。我放下我的箱子。在这上面，米斯特拉风怒吼哀号，房间里也有穿堂风。我看到，平台上的所有花草和植物都在狂风中飞舞。大海动荡不安，跟天空一样黑沉沉的。我吃力地打开一扇通平台的玻璃门，走到室外。风几乎把我吹倒。我深呼吸。然后，我感到昂热拉的手放到我的肩上。我转过身。她的脸上泪流成河。
“昂热拉……昂热拉……”我忍不住喊，“你怎么了，昂热拉？”
她让她的嘴贴上我的耳朵。
“没什么……一点事也没有……是这该死的米斯特拉风……我对你讲过，它叫所有的人发疯……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噢，罗伯特，罗伯特……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了……永远不会吧？这……这我可受不了……”
我看到米斯特拉风吹走了花蔓。
我将昂热拉拉到那张靠在平台墙上的宽床上。我们俩很快就失去了控制。我的心突然刺痛了一下，但是我不在意。
41
“我是个虚弱的病女人。”伊尔德·赫尔曼诉苦地说，“我不熟悉生意。我希望，泽贝格先生留在我身边。”
“我希望，泽贝格先生让我们单独谈。”我说，“我要跟您谈的这桩生意，您精通，赫尔曼夫人。”
这是在星期一，六月二十六日，十六点左右。
我星期六回到了戛纳。星期天昂热拉和我是单独度过的，我们主要是躺在平台上休息。米斯特拉风远去了，天空蓝蓝的，天气又很热。还在星期天，我就跟钻石伊尔德预约好了——约的是今天，星期一。我说我想单独跟她谈谈。但现在，她坐在她的床上，跟平时一样睡衣外面套了件小夹祆。她的身旁站着那位眼睛冷冰冰的英俊的的全权总代表。他说：“我是赫尔曼夫人的亲信。如果您不想当着我的面讲，那您就得走，卢卡斯先生。”
但我听任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正是一个人没有良心的好处，我想。
“如果您不暂时回避，”我对泽贝格说，“那我就根本不跟赫尔曼夫人谈，而是去跟警方谈。”
我静候效果。效果正如我所期待的。
“您让我们单独谈吧。”钻石伊尔德说。
“很好，尊敬的夫人。”泽贝格说。
“您可以事后全告诉他。”当那个年轻人离开卧室时，我说，卧室里跟往常一样花香醉人。“您当然会将一切全讲给他听。不仅仅是他，这我明白。但首先我想单独跟您谈。”
“谈什么？”
“谈谋杀，”我说，“多次谋杀。”
她的粉红色的患白化病的眼睛眨动着。这是惟一的反应。她在她的洛可可床上坐得笔直，今天戴着祖母绿和金刚石的华丽项链。伊尔德的耳朵上挂着耳环，每边一颗梨形的大祖母绿。发套这回戴正了。
“什么谋杀？”伊尔德问，“什么多次谋杀？”
我坐到床沿上。
“您的谋杀，赫尔曼夫人，”我说，“您的多次谋杀。”
这天上午我去事务所拜见了保尔·冯塔纳向我推荐的那位公证员查尔斯·黎贝勒。他年纪五十岁左右，显得特别让人信赖，正直可靠……
“先生，”我对他说，“只有在您告诉我能接受我的案子之后，我才会对您讲出我的名字。”
他的眉毛扬起。
“这有点不寻常，先生！”
“我知道。您听着，我这些信封里有一些照片和一盘磁带。在您为我担保之前，您必须看看这些照片，听听这盘磁带吗？”
“不。”
“好。我想咱们一起封上这些信封，去一家银行租个保险箱。您和我都应该得到一把钥匙以及随时从保险箱里取出这些信封的代理权。咱们能这样做吗？”
“能。”黎贝勒说。
“很好。过几天我还将带给您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份手稿。咱们也将它放进保险箱。就这样，现在您听好了：如果我死于非命，您就将保险箱里的一切都取出来，飞往苏黎世。请您在那里召开一次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出示这些材料。然后，请您再将它们交给国际刑警组织。明白吗？”
“再明白不过了，先生。”
“但您要等我的死得到证实之后，必须是死于非命。如果我是自然死亡，您就不必做什么，什么也不做。那东西就留在它所在的地方。”
“永远？”
“永远。不，不是永远。我现在告诉您我的名字，我叫罗伯特·卢卡斯。”他的眼眉毛又扬了扬，但这也就是全部了。“如果在我死去之后，一位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我报出详细的地址，他扬着眉毛记下来，“……死于非命，那就可以公布这些材料，跟对我一样，现在您知道我是谁了。您要是关注戛纳的事情，您肯定熟悉我的名字，肯定也熟悉黛尔菲娅夫人的名字。”
“我知道您的名字，卢卡斯先生。”黎贝勒说，“我还熟悉跟您相关的其它名字。”
“咱们现在可以马上去银行吗？”
“行。”这位黎贝勒公证员是个非常内向的人。
我们走向附近的布托拉街上的巴黎国家银行，以我们俩的名义租了一只银行保险箱。每人得到一把钥匙。我们穿过炎热走回黎贝勒清凉、朦胧的办事处，我向他出具了一封相应的书面全权委托书。然后，我还请求他帮一个忙，他答应满足。接着我坐车来找钻石伊尔德，此刻正坐在她的床沿上。
“什么谋杀？”伊尔德问，“什么多次谋杀？”
“您的谋杀，赫尔曼夫人，”我说，“您的多次谋杀。”
“您疯了吧！”
“我不疯，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