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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ǖ牟坑胂亓斓际孪瓤蛱椎氖只疚呛喜欧殴亍Ｊ魑昂炱焓榧恰钡乃缪艄纭痢粒季统品闯雎鞑�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2，山西寿阳事件
在中共中央大跃进的号角下，中共山西省委于1958年1月向全省人民发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的号召，指出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同时对全省工业、农业方面提出了后来曾被称作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完成的高指标。2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的号召，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间实现，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消了，从而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农业、轻工业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一片反右倾、鼓干劲的热潮，谁对“三面红旗”有半点疑虑，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9年10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