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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的粮食供应
那么，能够享受粮食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普通人是按劳动强度大小不同来确定粮食定量指标的，高级干部和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则是按权力等级享受特殊供应的。权力层次不同，享受的供应水平不同。广大普通市民，虽然不会饿死，但只能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表131 大饥荒时期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59 59－60 60－61 61－62
全年 422。43 546。82 592。65 524。89 467。87
下半年 211。86 257。38 281。30 266。61 233。66
三季度 105。40 113。97 136。80 142。87 11。44
七月 34。64 36。13 43。97 49。24 40。30
八月 34。87 37。19 44。55 47。44 39。15
九月 35。92 40。61 48。28 46。19 38。99
四季度 108。46 143。45 144。58 123。74 115。22
十月 34。09 43。99 44。20 40。17 35。78
十一月 34。94 46。14 46。60 39。42 36。91
十二月 37。43 53。32 53。76 44。15 42。53
上半年 210。57 289。44 311。35 258。28 234。21
一季度 101。04 146。15 152。69 125。22 117。06
一月 34。36 53。35 53。05 41。22 42。78
二月 31。14 41。84 46。33 39。47 32。12
三月 35。54 50。96 53。31 44。53 42。16
二季度 109。53 143。29 158。60 133。06 117。15
四月 36。23 50。63 54。90 44。44 40。61
五月 36。80 47。87 52。74 44。20 39。49
六月 36。50 44。79 50。96 44。42 37。05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从表131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按月份看，每月向城镇供应的数量大体是均衡的，这和国家向农村供应的粮食随月份变化有所不同（见本书“粮食问题”章）。其二，后几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城镇供应的粮食比1957－1958年度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减少的原因。其三，1960－1961，1961－1962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大大减少，其原因一是2000多万城镇人口被赶向了农村，二是城镇人口粮食定量减少。
二、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有10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年。1960年9月从我县城中学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0个月了。入校以后，比我高一班的同学说，1959年学校的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要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的大饥荒。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稍微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城市的饥荒相对农村而言，有一个时间滞后，简称为“时滞”。1958年冬和1959年秋，农村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记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7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由于进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温江专区的农民。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联合成立“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各县各公社严格清点人数，保证“不走一个”，个别确有事需进城的，须经公社批准并出具介绍信；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严加管理，一律不得进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进城的社队，查清情况严加处理；在靠近成都的场、镇设立检查站，“制止、挡回”进城农民。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动员户籍员、饮食糖果业服务员、居民积极分子“全线出击”，劝说农民返乡；限制饮食糖果业供应时间和数量，饭菜不许出堂；白吃不给钱者加以“处理”，公安部门加强对旅馆、街头巡逻；农民所带鸡、鸡蛋等必须进入市场按规定价格出售，用粮食交换鸡、蛋者，买卖双方均予处罚……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明：“兹证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成都的情况。不过，作为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非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天津、保定、石家庄）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
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进大批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到了1961年秋冬天，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
由于农村一度放松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给农民以自留地，允许农民开荒种“十边地”，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农村粮食多了起来。到了1961年秋冬，大部分省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而城市好转的时间滞后。此时，城市居民反而羡慕农村了。
据1962年8月20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5000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1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3千－5千斤，成交70％－80％。山东郯县城关每天上市瓜2万多斤，成交5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80％是社员，10％是生产队，10％是商贩；买粮的50％是缺粮户和灾民，15％是城镇的非农业人口，20％是买生卖熟的，10％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60％是生产队，40％是社员；买粮的70％是农村人口，30％是城镇人口。1962年，安徽合肥市22个自由市场中，平均每天上市粮食3200多斤，80％是商贩卖的，农民占13％，生产队占7％。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它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1960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的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城市和农村情况好转的时间差，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1961年4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1960年一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就跑了1700多人。1961年私自离厂的工人逐月增加，1月跑了327人，2月跑了468人，3月跑了558人，4月上旬10天就跑了423人。石钢1961年1到4月上旬就跑了845个工人。在工人当中，对于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