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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噶艘恍┣榭觯傅貌欢唷Ｊ±镉峙闪肆礁鋈耍还�5个人一起去信阳。我们5个人都有顾虑：“彭德怀都挨整了，我们还能说话吗！”到了信阳，地委又派了两个人，一共7人。我们出信阳，经罗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沟里都有没掩埋的尸体。
我们到了固始，说死了3万多人。杨守绩在省党委校学习，我们就住在杨守绩的办公室里。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固始县城街上，看到十多个人被五花大绑，用一根绳子穿起来游街，说是被抓的“流窜犯”，实际是逃荒的农民。
我们到商城，看到还在修水利。县委副书记告诉调查组，商城死了几万人。从商城到新县（将军县），路上看到一个妇女趴在路边不动，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还有气，就把她带到公社，让食堂给点吃的，活过来了。在光山县泼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谈，他们都说家里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山东肥城人，南下干部，他说的死亡人数少。从光山县回到信阳路上，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青年死在路边，尸体上趴满了苍蝇，天热了，尸体有气味。我们回到信阳地委，找到地委书记路宪文，希望他加强救灾措施。我问路宪文：死这么多人，是不是坏人破坏造成的？路回答说：不可能是坏人破坏。他说饿死人的原因是浮夸，加上吃食堂。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于死这么多人。专员张树藩见到我哭了，我问死了多少人，张说40万。这40万是公安局说的数字。我怕这个数字站不住，我让我带的两个人在监委会上向各县监委书记分头核实各县死亡人数（后来告诉我105万）。我再到确山看一看，又到许昌看一看。在许昌停一天就回到郑州。到郑州核对，也说信阳死了40万。在郑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当时毛主席也在郑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饿死40万，这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汇报这事。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去。我在郑州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省干部的活动。
吴芝圃让农业书记找我谈。我说，路上还有死人，救灾力度要加强，水利工程要缓一缓。
我们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调查。于桑调查的数字是60万。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刘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
1960年10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三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个人。这次调查的数字是饿死人100万。我从信阳到新乡了解情况，看到原阳也饿死了人。我亲眼看到一个戴皮帽子的人饿死路边。在原阳我接到电话，中央要我回去汇报。我回北京后，安子文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派人作了调查。11月15日，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也要解决三分之一地区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把信阳事件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样，就把大批基层干部集中起来“集训”。
1961年1月，王从吾到中央党校当校长去了，我又到河南调查。到新乡、开封，也发现饿死了不少人。还说老百姓暴乱了。到下面一看，原来一个妇女，说自己是“皇姑”，向群众说：“解放猪，解放羊，解放粮食散食堂。”这个“皇姑”被抓起来了。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这四名干部是不是李坚等四人？也许是李坚向我介绍时，大概时间太久，误将李富春错为周恩来；也许是从另一渠道的四名干部送材料给李富春。王从吾、徐子荣1960年12月1日《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上呈的领导人中，有周恩来、李富春，可见，除了周恩来以外，李富春是过问过信阳事件的。河南省委党校乔培华1990年10月30日上午访问王从吾记录提出了与李坚说的大体相同，是中监委通过安子文向周恩来汇报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难，直接到村子里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这才知道问题太严重了，饿死人的数目很大。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又调查了其他几个县，情况同样严重。通过初步调查，查有实据死人数目70多万。这一情况立即汇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的主要领导，他们感到问题重大，决定当天晚上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信阳的情况，紧接着，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又写了一个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向毛泽东主席谈了信阳事件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会议上周恩来决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由周恩来亲自点将所组成的工作组是高规格的。组长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副组长是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他们率领从三个单位抽出来的几十人前往信阳地区。中央工作组在信阳调查了一个多月，情况比较严重的县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后，又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并附有零星报告和随时报告。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从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看，从1960年2月开始到1960年10月，中央不同的部门几次派人到信阳作过调查，10月份，毛泽东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泽东是怎样看信阳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4号）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文件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但是，毛泽东这些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文件上批的，我还没有找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徐子荣给“主席、总理、富春同志并子文同志、中南局陶铸、任重同志并省委”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发的事实看，完全证实了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在甘肃省档案馆我看到了西北局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传达资料。
张德生传达说，毛泽东主席1960年10月27日、28日两次谈话，其中谈到信阳问题。毛泽东主席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
刘少奇也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说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这个逻辑，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
实际上，信阳是老区，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彻底。土改以后省委副书记孟飞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阳搞土改复查，结论是肯定的。但是，毛泽东既然这么说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意见。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9、基层干部承担了饿死人的责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别山创建根地起家的，对这里民主革命是不是彻底，他应当很清楚，但他还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意见。看见死了这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张树藩回忆说，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不久，就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中央和省里来的干部亲自主持鸡公山会议揭信阳的盖子，搞民主革命补课。说信阳干部都不行了。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