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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字拿出来。” 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 “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 薛暮桥还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4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座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即使个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年3月5日，在广东省委3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 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汎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又是对农民实行专制的具体表现。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因而在全县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