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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也就会相应地增多……为了争取主动，领导心中有数，必须将捕人、杀人的控制数加以调整。我们的意见是，捕人控制数由5000人增加到6500－7000人；杀人控制数由80人增加到160人。” 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的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强打击以外，大跃进一开始，各地基层政权对“敌对势力”加强了控制。《垫江县志》记载：“从1959年起，采取由党员、团员、民兵、治保员组成‘包夹小组’，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监管起来；实行一月一训话、季度一考评、年终总评的制度。根据表现好坏，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予以宣布。” 四川省垫江县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听从党的意志，并带动和监督他周围的群众执行党的意志。党组织的控制深入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车间、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商店，每一个连队。共产党还领导着共青团、工会、妇联、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共产党所控制的组织里面工作、学习和生活。每一个人都只能从组织里得到生活资料，只能从组织那里得到信息。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都受到组织的控制。很少有人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言论，反政府是极其个别的极端行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会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注意减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领取。1958年1 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户口的控制，公安部门对每一个居民的情况了如指掌。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由于把农民紧紧捆在土地上，社会上基本没有流民。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负责人徐守身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的电话会议上讲话 说：最近中央公安部、内务部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顿城市的治安秩序问题。因此，吉林省8个市在11月都要行动起来，到年底要求见效，到春节要求见大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坚决制止流动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农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铁路要卡紧，火车上要严格执行凭票上车、凭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铁路沿线的流动人口，一律收容起来，有一个收一个。有家可归、自己愿意回去的，就遣送回乡；实在不愿意走或有困难的，也可以安置到农村。对遣送不归或假籍贯的人，要集中劳动，边劳动，边审查，边教育，边处理。
二是认真解决城市闲散人口。经过整顿以后，户口工作要加强起来。城市户籍警一般只管500户，力量不足的要补充。户籍警按干部待遇，并且不得轻易调动。对旅店、饭店、澡堂等复杂场所控制要严，防止坏人混入。立即停止对外售票的舞厅。
三是加强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要整顿内部秩序，加强纪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还说，要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个大城市都要选择典型案件杀几个，中等城市、农村也要杀一点。杀人要开万人大会，会上要有市长讲话，当场宣判，立即执行，张贴布告，做到家喻户晓，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
那时，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新生政权得到人民的信赖，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产主义，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
所有报刊，所有会议，所有的课堂和讲坛，都千篇一律地宣传政府的声音，发布对政府有利的信息。党支部、共青团、民兵、妇联、工会、学校，都向群众灌输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灭一切与中央声音不一致的“杂音”。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谁要否定“九个指头”，谁就是否定“三面红旗”。用空洞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淡化人们实实在在的饥饿，压制人们对饥饿的不满。
饥民的反抗在萌芽状态即被消灭，不可能发展壮大
在古代，饥民没有办法生存时就啸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泽东早年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政权对抗。在现代社会，这些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间力量很难借助武力来推翻它。这是因为：第一，没有领袖。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起骨干作用的还是地方豪强和中小地主。由于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农村的强人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既然豪强不存，农民起义也就没有领导精英。第二，没有财富。在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前，可以通过剥夺民间富豪为造反提供经济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财富全由国家控制，民间再没有可剥夺的地主富豪。第三，没有可以与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而民间不能拥有任何武器。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第四，没有组织。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现代极权制度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靠领导集团内部瓦解，靠宫廷政变来更换领导集团。民间的反抗和骚乱只能是上层权力更迭的外因。
在1958年－1962年间，政府拥有400万人以上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它既应对外患，更是为了应对内乱。民间反对者不可能聚集与政府军相抗衡的力量。为了维持这支军队，为了提高这支军队的装备水平，军费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见表253。
表242 中国的国防战备费金额（亿元）及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年份 国家财政总支出 国防战备费 国防战备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1950 68。1 28。0 41。1
1951 122。5 52。6 43。0
1952 176。0 57。8 32。8
1953 220。1 75。4 34。2
1954 246。3 58。1 23。6
1955 269。3 65。0 24。1
1956 305。7 61。2 20。0
1957 304。2 55。1 18。1
1958 409。4 50。0 12。2
1959 552。9 58。0 10。5
1960 654。1 58。0 8。9
1961 367。0 50。0 13。6
1962 305。3 56。9 18。7
1963 339。6 66。4 19。6
1964 399。0 72。9 18。3
1965 466。3 86。8 18。6
1966 541。6 101。0 18。7
1967 441。9 83。0 18。8
1968 359。8 94。1 26。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20－421页
1950年－1952年是朝鲜战争期间，国防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特别大，最高达41。1％。以后比例下降了。但是，国家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以后，这个表中列出的费用不是国防战备费用的全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从表25－3中可以看出，大饥荒年代军费开支是最低的。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在8．9％－13．6％之间。
惩罚农村基层干部，消减农民的不满情绪
饿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干部作风最为恶劣的地方，也是“五风”刮得最严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过全国性的纠正“五风”运动，处理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处理这些基层干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说这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