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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共产主义信仰就成了1500万共产党员的集体信仰，还通过政权的强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都信奉这个集体信仰。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它的党员：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不相容的两回事。信仰通常中坚定的，而科学是要不断地发展和扬弃。信仰是心灵的，而科学需要实验去验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学性。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共产党的舆论控制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一大批人成了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宗教感情。
从古今中外的教派斗争中我们得知，凡是怀有极端宗教偏执的人们，通常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异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必然如此。于是就出现了大跃进年代（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残酷迫害。
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最早将社会主义一词译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杂志》，1877年黎昌庶随郭嵩焘出使英法，接着又转任德国和西班牙的使馆参赞。《西洋杂志》是他对欧洲的了解。这本书中两次提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将Socialist一词译成“平会”，“会”是“会党”的意思，即当时中国民间结社。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平”字，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有关。稍后，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对马克思的一些片断介绍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贫”、“均富”、“富民”的安民学说。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中国人蔡尔康节译的英国哲学家基德（梁启超译为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将译著命名为《大同学》，用中国的“大同”思想来理解、介绍社会主义。１９０２年１０月，梁启超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提到马克思的“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 。不过，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抑强济弱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与此并列，还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都曾著文介绍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认识各异，也不打算在中国实践。宋教仁认为共产主义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等人本来是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宪政国家，但当时相当多的人把那场革命当作一场种族革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上，“驱除鞑虏”放在第一位。“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反对“异族”统治是宋、明以来的主流传统。
当年在武汉三镇经历过这场革命的老人回忆，当时不叫“辛亥革命”，而称“兴汉灭旗”，即振兴汉人，消灭旗人。当时杀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乡距武汉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时（当时距辛亥革命仅30多年）多次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为了区别汉人和旗人，有些革命军抓住俘虏就让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陆伯陆司陆”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后一个“溜”字还没出口，就已人头落地。
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有人在明陵举案祭奠，以政权归汉来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灵。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这样狭隘的革命成功以后，就很难有制度创新了。大清帝国的旗号换上了中华民国的旗号，清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它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以及清帝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几乎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混乱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断地寻找救国之路。二十世纪之初，达尔文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种种学说纷纷在中国登场，各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
本来，英美等国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那时已经介绍到中国。当时，由华盛顿、杰弗逊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正如陈独秀在晚年（1940年）所说的，这套制度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从苏联那里接过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这不是少数精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机缘。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鸦片同时进入中国的，是靠洋枪和大炮打开国门的，是与割地、赔款的耻辱和圆明园的废墟相联系的。这些，势必在中国人中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近几年来，余英时等学者提出了与毛泽东这个看法不同的见解， 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发生的。在西方野蛮性的市场扩张和两种文明冲突中，强者一方采取了令人遗憾的血腥、残暴、掠夺手段，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外强入侵面前，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
其次，中国专制制度统治的时间过长，在中国没有像西方产业革命以后的那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英国，16世纪资本主义就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专制制度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民间经济没有发展的余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晚了一两百年。1872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现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多数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业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这些企业都窒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中。在封建专制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主体阶层――中产阶层。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把商人视为“四民之末”，市场经济是重商经济；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权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在广大底层群众中，形成了的“非参与意识”。人们畏惧王权，又崇拜王权，只能伏在君主脚下当顺民。在王权的束缚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政治是极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甘心作王权统治下的良民。长期的专制制度造就了这种政治文化土壤，这种土壤又培育着专制政治。
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化土壤，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种自然的排斥。而来自苏联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多的亲合力。
第四，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贫富悬殊。当时，苏联和美国比较，显出了更多的优越性。1929年经济危机时，不少西方知识分子也赞扬苏联的制度。这种情形，对正在选择制度的中国显然会发生影响。
对于长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鲜空气。它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使他们看到了远比儒家学说所描绘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确、更加可信的图景。这个图景不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贫济困的正义之光，还给除统治者以下的各个阶层以巨大的利益诱惑。仅这些就会吸引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终生。
按照列宁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可以集中国力实现超越式发展，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当时对苏联建设成就的宣传资料已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践的佐证。这种前景，对于处于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可行的证据。毛泽东把农民起义当作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把太平天国这个近似邪教的组织当作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式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流派称为“第二国际”（现代为北欧的社会民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