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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也有代表人物。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给霍维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问题）也被说成是“是向庐山送子弹、发毒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见的人，说真话的人，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内，就批判了19万多人，其中脱产干部4万多人。仅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151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处分。省委常委内除少数没有受到批判或批评以外，其他都没有幸免。
张仲良反右倾大获全胜，9月11日给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以迅速，争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让中共中央给省委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粮食奇缺，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党内政治斗争的主张：“党内斗争频繁尖锐正是反映了甘肃更穷更白、落后势力强大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更恶毒、更危险。”“不管敌我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统都要扯下来。”等等。这些主张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冤案。
张仲良的这些主张不全是他的创造。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甘肃省的省级单位行政19级以上干部讨论这个会议的文件时，省委办公厅一位知情者发言说：“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一位领导人问：“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这是因为甘肃的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还说甘肃反右倾反得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1959年以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都到过甘肃，他们在视察中，对甘肃的工作持肯定态度。批判霍维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甘肃省的反右倾斗争制造了不少假案、冤案。天水地区就是一例。1961年1月5日，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的报告。报告说，1959年冬，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某些坏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乱斗乱捕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并且捕风捉影，捏造材料，制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960年4月才停止。据统计，全地区共搞了103个反革命集团，集团成员达700多人。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达103人。后经查明，这些集团全是假的。我们从镇原县“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可以看到这些假案的规模和后果。
二、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百年潮》1999年第4期发表了“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写的文章：《“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在这里摘要引用。
镇原县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属平凉地区。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年年都征购过头粮。1954年，实际征购粮占总产量的30。5％；当年回销粮食占购粮数的27。1％。1955年受灾减产，仍征购了22。9％的粮食；当年回销粮为购粮数的106。3％。 1956年收成较好，但完成征购后，当年回销粮仍占购粮数的43。6％。1957年，大旱将近200天。 加上冻、雹、虫灾，粮食减产四至五成，平均亩产只有82斤。县里怕向上级交不了差，虚报为亩产95斤，后又被加码到115斤，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结果，当年回销粮3300多万斤，为购粮数的130。3％。 1958年，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当年回销粮食仍占到购粮数的75。6％。
由于年年都征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政府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多次到镇原县调查了解情况。1958年1月，平凉专署副专员贺玉卿带领工作组来镇原检查生产救灾工作，针对许多区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决定还没有完成的100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以稳定局面，安定人心。贺玉卿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副书记鲁践、专员崔世俊等率领20多名干部到镇原县的屯宇、临泾、开边、肖金等区乡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报请省委批准，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安排。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凉地委派出以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镇原县， 从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同时，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在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大会执行主席许国和，并把镇原的过去一概否定。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甚至还说“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成了全面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镇原县三届一次代表大会，会期14天中， 就以9天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30多名， 会上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400多名。潘焕杰在会上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政治问题”，给许、张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并撤销了慕宗乾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职务，开除了1937年入党的县民政科长刘自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