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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枥斡讶錾痈刹糠欠ü匮毫�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中国城乡差别较大，在这次大饥荒中，城市情况要比农村要好得多。但是，处于城乡差别有利地位的城市，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
1960年12月9日，甘肃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统出现了大规模浮肿病。白家咀永昌镍矿的近7000名职工当中，有60％的人发生浮肿病（腹部膨胀，像女人怀孩子），其中严重的占20％，已死3人。地质局和建工局两个单位的94名女职工当中有55名不来月经，其中半年的8人。主要病状是眼胀，发睏，四肢无力。
中共白银市委1960年12月18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最近检查，市属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及部分公社职工群众中，得浮肿病的情况十分严重。从11月份起，在白银厂、棉纺厂、交管局等几个单位首先发生，下旬逐渐增多，12月上旬，情况更加普遍和严重。病情发展的情况是，工人中多，干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体弱的多，体强的少。其病状是：先眼皮、面部发肿，后逐渐发展到四肢浮肿。轻者早晨起来眼皮肿，中午好转，时肿时消；较严重的，头晕，腰酸，四肢无力，体温下降，夜间失眠，小便次数过多。更严重的腹胀，体肿，有的生殖器、膀胱肿大。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劳动过度。
中共玉门市委在1960年12月11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12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发生浮肿病，发展仍有上升趋势，情况较为严重。据调查，仅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办事处、西北矿山机械厂、市商业局、市党校等14个单位，共有浮肿病人3132人，发病比率最高的单位，占人口总数的25％。症状：头晕头疼，脸肿腿肿，腹胀尿多，四肢无力，心慌畏寒。浮肿病人工人多，干部少；重劳力多，轻劳力少；集体食堂多，在家吃饭少。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在1960年12月30日发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除了列举浮肿病人状况以外，还谈到女职工闭经、男职工阳萎大量发生的情况。酒泉钢铁公司是鞍钢援建的，职工多是东北人。当时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几个月没有供应食油，生活极为困难。“由于疾病大量发生，职工思想波动。怕死在戈壁滩上，要求回东北的职工增多，有的变卖东西，有的不辞而别。”
通常情况下，省会城市饥饿情况应当轻一些，但是，中共兰州市委在一份报省委的报告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从11月以来，我们陆续发现在部分干部和职工中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截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工业系统51个单位的68096名职工当中，患病者3346名，占职工总数的5。6％。在市级财贸系统的士3313名职工当中，患病者401人，占3。32％。在宣教系统的21个单位的1882名职工当中患病者226人，占12％。在市级党政治机关的5900名职工中患病者544人，占9％。值得注意的是，在兰州市幼儿园的145名幼儿当中，有浮肿的达31名，占总数的21。3％。”财贸系统有食品分配权，患浮肿病者比例最小。营养不足是发病的主要原因。“11月份兰州皮革厂23人的蛋白化验结果是，总蛋白低于6克（正常值）的有17人。中等体力劳动每天需热量至少3500千卡，据605厂检验，职工摄取的热量每天只在2500千卡左右。”
在劳改、劳教农场中被强制劳动人情况就更惨了。据玉门地区劳改部门给玉门市委和省委的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我市劳改、劳教农场疾病、死亡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1960年11月份以来，饮马农场和蘑菇滩农场共死亡265人，其中，饮马农场劳改犯188人，蘑菇滩农场劳教人员77人。饮马农场在11月21日一天就死亡34人。饮马农场1960年以来共死亡劳改劳教人员395名。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尅扣下来。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改农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和凤鸣在晚年写了《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死难者的悲剧：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的一个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七八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和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六、通渭问题
在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阳高。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中央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县，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
通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以后，“长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肃南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俄界会议的决定，到甘肃东北向苏联靠近，以苏联为后盾打游击。
1935年9月21日，红军到了哈达铺（现属甘南自治州宕昌县），这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2000年我到这里寻找红军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萧条的小镇，但从沿街两旁整齐的木板铺面，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荣。这里有一个邮局，红军从邮局里得到一些大公报（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在1935年9月2日和9月23日的大公报上，有“关中匪情”专栏，其中有“匪首”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报道：“徐海东窜甘，刘子丹（原文如此――作者）进据绥德南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道，陕北有一支共产党军队和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报道，大喜过望。9月28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目的地，从此红军找到了落脚点。9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等随第一纵队到达通渭县城。接着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随同第二纵队来到县城。找到了落脚点，部队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在文庙街小学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毛泽东首次朗诵了他在长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24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第9年，通渭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1、通渭饿死人的比例最大
从1959年到1961年，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事情。
2000年8月，我利用到这个县采访之余，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找了一些人个别交谈。我想在通渭查阅历史档案，县长也让档案室支持。但县档案室负责人说，上级有明确指示，有关“通渭问题”的档案不能开放。后来我通过别的途径，在其他档案馆找到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