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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在红旗招展下，成千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大邑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运动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10万民工。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就成了家常便饭，特权发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挥路、丰产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荣县除了1958年大刮“共产风”以外，1959年秋天种冬小麦时又刮一次，1960年插秧时再刮一次。“共产风”和瞎指挥是同时发生的。为了种“丰产路”（即不惜代价地把马路边的田种好，取得丰产――主要是给上级领导和参观的人看的），搞“大兵团作战”，县委提出了“一切劳动力、牲畜、农具、支援丰产路”的口号，说是支援，实际是无偿调拔。“大兵团”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吃到哪里，在哪里天黑，就住在哪里，“共产风”也就刮到哪里。对“丰产路”的庄稼要求“美观好看”，条播要“隔山对行”，做成“梯子式”、“宝塔式”、“楼台式”，还要写字编号。由于形式主义的“严格”要求，一再返工，几十个劳动力一天才种一亩田。长山公社100多人种一分地，一天一夜没有种完。由于只顾路边田，离路较远的田大面积荒芜，全县四分之一的耕地抛荒。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2870户就有1133户被迫搬家。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一间房屋住几家，一家分几处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食堂合并以后，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时合并了。这样的反复折腾使社员一无所有，有的说：“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进肚里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说：“连我们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干部们却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理区把公路两旁8华里长、1华里宽的2000多亩的面积上的180多间房子拆毁。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房子12000多间。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在这一间房子内还在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敲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些外出人员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伤心痛哭。有的地方让社员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区干部随意搜查社员的家，见什么拿什么。为了报复干部，有的社员捉一条活蛇放在米坛子里，干部搜查时，手伸进米坛子里，差一点被蛇咬伤
“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力大受破坏，农具大量丢失。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1958年共有中型农具2686件，到1961年仅剩515件，两年多共丢失2171件，丢失了82％。农具严重缺乏使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该管理区第4生产队原有晒席110床，丢失了93床，1960年收获水稻时，因缺晒席，翻晒不及时，稻谷生芽2万多斤，占总产量的18％以上。第一生产队原有犁、耙106架，丢失96架，因此，不能及时整田赶上插秧，使80亩中稻迟插20多天，还荒田30亩、地60亩，减少粮食产量3万多斤。
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共七个生队，470户，1775人，800个劳动力，耕地面积2783亩。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1960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25。7％。瞎指挥是十分荒唐的：
一切强调“统一”、“一致”，强调“整齐划一”。在水稻育秧时，上级规定秧田必须“瓦背式”，通道必须很直，一些已经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的要求，让农民把发了芽的谷种一粒一粒地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洋芋一律要带状种植，43亩地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结果大幅度减产。插秧要求“对路开厢，顺路成行”，为了插得直，下田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要求就一律返工。
种植不看季节，不看气温。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11000斤。还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谁挖红苕就说谁破坏生产或企图瞒产私分，结果，“霜降”过后气温很快降低，挖红苕已经来不及了，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集中力插秧，却让大批劳动力去搞“园田化”，结果到了“谷雨”、“立夏”，过了水稻直播季节。
种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170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不宜种早稻，上级却强迫种了早稻。100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4万多斤。
1958年，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7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实行“军事化”，180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60斤，结果收成还不够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它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队共有田129亩、地172亩，1959年小麦只种了40多亩，而且是在冬月（即农历11月）间才播下去，结果小麦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63．14％。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节也误了。一些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把这个队的人调支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个队里除草。大批劳动力“东一站，西一站，抱着锄头到处转。”效率低，劳动质量差，大片土地被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芜土地5400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1000多亩，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4000多亩。
长宁县桃坪公社中坝管理区，说是执行中央的“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将95。2亩的可耕地划为休闲地，致使粮食减产。
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共中央的这些纠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说一不二。他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信任。成都会议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两人。这样，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王，还是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为李井泉能从“最根本处”理解他的思想。1958年夏秋的大跃进出了问题，1958年秋冬到1959年春夏，毛泽东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降温”措施，中央发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纠左的倾向。李井泉坚持不“降温”，不纠左。他这种态度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批评，7月23日庐山会议转向以后，他成了最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李井泉这种“顶风”态度表现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李井泉从武昌开会回来继续坚持大跃进。1958年12月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了1959年的更大跃进任务。
其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以“队为基础”。“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井泉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所谓管理区，就是在生产大队和公社之间的管理层次，比“队为基础”的“队”高两个层次。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四川省绝大多数公社实行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不久，他还对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区还心痛不已，他说：“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广新技术很快，现在体制一改变，按他们的意愿就把新技术都顶回来，有问题了，生产全由农民搞吗？还要无产阶级干啥？”
其三，继续推行1958年那一套高指标和瞎指挥。1959年4月19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李井泉还提出在农业上“搞几个运动，田间管理，农田水利，积肥造肥，包括养猪，全省每年增加一千万头猪。”“中央明年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还是要大搞钢铁，明年搞150万吨钢。”“九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1959年4月的“八项规定”。4月26日，将这“八项规定”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文件的批示中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
自大跃进以来，吹得最热闹的当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们中大部分开始转舵，有的还纠正得较为彻底。只有四川没有转舵。最能表现李井泉“顶风”勇气的是他不向下传达毛泽东给小队干部的一封信。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写信的对象是“省级、地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