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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一早起来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连生产队长也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生产指挥权和调度权高度集中，由公社甚至县里统一指挥，公社或县领导人像战争年代指挥淮海战役一样，组织“大兵团作战”。小溪河公社13个大队，1960年春季以来，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86个小队、284个小组、3395个劳力。从“开秧门”起连续40天，有的持续达3个月之久。有的大队，犁田搞大兵团作战，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栽秧搞大兵团作战，甚至连铲草皮也都搞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打破了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取消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新华大队900个劳力，参加“大呼隆”劳动的就有700人。有一天，代圩生产队干部带领100多个社员，抬着2000多把秧，到大韩家庄插秧，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刘园，刘园也毫无准备，又抬到前庙。到了前庙，天色已黑，无法栽秧。一天行程12里，空跑4个庄，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劳力大量乱调，东调西，西调东，乱成一团。
在凤阳，瞎指挥到了荒唐的地步。违背农时，不按节令种植，有些地方出现了春节种玉米、清明栽水稻、三月种麦子、立秋栽烟叶的离奇事情。这是因为，虽然农时错过了，但上级下达的种植计划还没有撤消，虽然违了农时，但计划还是完成了，向上级也好交待了。为了完成县委定的70万亩水稻的任务，有些地方把没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甚至犁掉已经长得不错的旱粮栽水稻。门台公社宏光大队本来不适合种水稻，上级强令“旱改水”。1958年旱改水1600亩，平均亩产50多斤；1959年旱改水850亩，平均亩产31斤；1960年旱改水900亩，平均亩产只有2－3斤。为了种水稻，本地无水下秧，派了48个人、25条耕牛运了3万斤稻种到60里外的总铺公社去泡种育秧，干了29天，连种子也丢了。第4生产队有500亩黄豆，已有半尺高，大队硬叫犁掉改种山芋，社员不愿意，还是犁掉了480亩。结果每亩只收300斤山芋，而剩下的20亩黄豆每亩产200多斤。还是门台公社宏光大队，1960年春，麦子一版金黄，正当收割之际，却被调出500多个劳动力去黄湾支援。行程两天，到那里安了一天家，找工具一天，口粮没运到饿着睡了一天，回来又走了两天，花了8天时间，只干了半天活。结果，自己的麦子遇上了雨，损失很大。
这样荒唐的事还有很多：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8亩大麦已经盘根，干部硬叫犁掉，种豌豆，每亩下种200斤，一粒未收。这个大队的涧西生产队，春天撒播花生80亩，用种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新田大队秦塘小队1960年3月种麦子7亩，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每亩施化肥100斤，不仅烧死麦子，连草也不生。光明大队的驻点干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麦 ，晴天栽秧。长塘大队为了扩大面积，竟把3万多斤稻种撒在花园湖一尺多深的水里，还强迫社员在水田栽烟250亩，片叶未收。万保大队张庄生产队干部，大雨刚过，就叫社员在满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烟32亩；石马大队在水里播黄豆120亩，颗粒无收。李武大队社员钟万祥每亩下麦种25斤，大队却说下种少了，叫犁掉重种。新华大队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个作业区，规定作业区的其他作物一律废除，仅1960年一次就犁掉已种上的庄稼近千亩。小溪河大队街西小队，田里麦子未运完，劳力就被调去抗旱栽烟叶，结果因苗小天旱，栽的全部死光，地里的麦子也损失7000多斤。
县委要求密植，密到不合理的程度。提出“四个不种”：不“条播”不种，下不足多少种子不种，不施多少肥不种，不“畦田化”不种。在农业上还要搞很多“化”，如车水风力化，运输车子化，车子轴承化。结果一化不化，劳民伤财。
刘府公社下令一律批旱秧，不能打水秧。刘府大队生产队长汪贵珍因地制宜打了一亩半旱秧，公社王书记知道了，开会斗争汪贵珍。汪辩解说：“我电因地制宜，为了多打粮食。”王书记说：“听党的话，就应该打水秧，一粒不收也是好干部；不听党的话，打多少粮食也是坏干部。”结果撤了汪的职。
由于全县统一指挥，不断地有“中心任务”。每一个中心任务来了以后，就要动员社员不分昼夜“突击苦战”，在工地“安营扎寨”。要求社员“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大雨小干，小雨中干，不雨大干”，不少妇女因饥饿和劳累过度，患了闭经、子宫下垂等疾病。长期饥饿和过度劳累，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调农业劳动力，削弱了农业生产。凤阳从1959年11月10日到1960年5月8日，全县农村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的每天就有3万到5万人，最高时达7万人，占当时劳动力总数的63％。此外，还常年修土铁路的劳动力3700多人，修公路的2000多人。县委计划195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2亿元，比1958年增长14倍，工业职工从1957年的924人增加到1961年的8724人。还抽调了25000多农民搞工业。秋种没结束就动员农民上工地，第二年春耕大生产已经开始，还不让农民回来。留下来搞农业的全是妇女和小孩。
大办钢铁运动最高峰时，共有63000多人赴钢铁前线。县委的总结报告说：全县“建成平炉3000余座，1立方米高炉875座，1。5立方米高炉163座，6。5立方米洋高炉2座，冲天炉18座，红炉129座，炼钢炉3290座之多。现在临淮、门台两地的钢铁基地已初具规模。”
2，三年饿死九万人
凤阳，一个不到40万人的县，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9万人，饿死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据新修《凤阳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7年净减少了89113人，减少的人数相当于1957年总人口的23。41％。全县人口直到10年以后的1967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即全县人口为38万人。如果按1952年到1957年人口平均增长率2。44％计算，1961后全县应有人口419315人，照这样计算，1961年比应有的人口少了127353人，这个数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应当出生却没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虑外流人口，死亡人数会小一些。
以上说的是全县总人口，若单看农村人口，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凤阳县志》同一资料，1961年农村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89125人，相当于1957年总人口的26。56％，即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67年，即10年以后，人口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人口减少远远高出26。56％。在这期间有人口外流逃荒，但同时又接收了蚌埠等城市下放的城市人口。外流和城市下放人口相抵，净外流人口一万多人。
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80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饿死。按郭书田四分之一的估计，以1957年380711为基数，则饿死95178人。这和陈振亚说的1959－1960年两年饿死60245人大体相符。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写道：“1960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1961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沁岗村，“全村34户，175口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了10户，39人。”
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1961年2月1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 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饿死14285人 ，占26。6％，这个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饿去1627人，占39。7％，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亡48人，占68．6％。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小溪河公社饿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饿死 1139人，占24。2％。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饿死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 的3。4％。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的村庄27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孤老与孤儿。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现在很难了解当年死人的具体情况，只能从档案中了解过去。1961年1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目的是纠正“五风”，会上发动参加者“大鸣大放”，揭露问题。会议由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主持，开得严肃紧张，会上发言的有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泪。现摘录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如下：
总铺公社鹿塘大队张洼小队社员代表王庭华质问副县长宋兆银说：“58年你带我们去官沟水库去挖干渠，饭都不给吃，还叫五天五夜不睡觉，哪个能吃得消？去年，我们村饿死了一二百人，县长你知道吗？”
总铺公社国光大队社员代表说：“县委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们庄300多人就死了87个，说起来真痛心哪！”
殷涧公社凤阳山大队占家小队支部书记武善兰说：“60年春天，县委给群众吃的山芋干，由于已经变质，苦味难闻，群众说是吃汤药。结果加剧了浮肿病，4月份仅10天时间就死了27人。”
武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说：“59年在武店开烤烟现场会，县委明知道没有这么多烟叶，硬说有。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让一个驮子的烟分三个驴了驮，显得烟卖得多。他还布置，对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