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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月18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2万斤的卫星”（7月22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3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月16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1958年9、10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月6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33492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6万斤水稻，3万斤包谷，30万斤薯类，1000斤棉花，5000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7月21日到8月4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产铁70万吨，钢10万吨。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4－5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10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29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大理地委在1958年10月3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9月21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329825套，占计划的16。4％，各种秋收秋种农具480597件。占计划数的48％。其中收割机775件，脱粒机12000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30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3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1500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3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11260套。”
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1957年的3866个猛增为1958年的23110个。半年就增长5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3600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100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1957年的64。3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154。1万人。
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 7月底投入的人力有17。7万人，8月下旬增加到25。7万人，建成小土炉1万多座，小高炉2000多座；10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370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
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370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1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5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512个，投产的只有234个，出铁的只有84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2700元到3300元，而每吨生铁才值160元。
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1958年到1960年连年减产，1960年的粮产量低于1957年，只比1953年多一些。1961年和1957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14。3％，生猪减少了15。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1958年后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为72元，比1957年下降了4元，1959年为71元，1960年为70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3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初期的22。6％。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1958年增加了8000多万斤。1959年粮食产量又比1958年减产6。8％，而征购数又比1958年多7。3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表10－21957－1961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贸易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征购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销售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净拥有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总人口（万人）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人均净拥有（斤）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10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516。84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61。79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三、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200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1958年11月14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1958年2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月20日肿病大量发生。7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从2月到9月，全县发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7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3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943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人占总人口的11。9％。距县城35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759人，占总人口的8％，召跨乡死亡551人，占总人口的10％。马街乡死亡965人，占总人口的6。08％。省委检查组1958年11月20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2513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63户，现有2437户。原有人口11204人，现有人口9724人。今年1－8月全乡死亡161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人，扣粮饿死的79人，无粮而饿死的4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