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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武建华 1
武建华，男，1951年10月出生于天津，两岁时随家人移居北京。北京92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开始时，他们学校第一批只安排了三个班的同学去陕北，他是二班的学生，本来他不在去的范围之内，但由于他的父亲到甘肃支援三线建设去了，母亲在干校劳动，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之多，生活条件十分困难，而且当时传说如不去陕北，下批可能要去更加贫穷落后的宁夏山区插队落户。在困难和传说面前，17岁的武建华自愿报名跟随八班的17名同学去了黄土高原中部的延安，落脚新窑子村。 当年他写申请要跟着八班的同学一起去陕北时，校方表示整班行动，不予批准他的个人行为。一周后他突然接到通知，又同意他去了。他当时便翻出户口本，跑到永定门外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并在公用电话亭给母亲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母亲从干校赶回家中帮他收拾行李，两天后他带着父亲曾经在部队用过的一只木箱子，里面装了被褥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以及简单的日用品，书包里还背着妈妈亲手烙的几张饼子和给他的20块钱，随妈妈和同学一起去了北京火车站准备出发。 武建华说：“我们是1969年2月3日坐专列离开北京站的。那天北京站人很多，一半是走的，一半是送人的。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在火车上，有哭的、有唱的，也有闹事和打架的，一路上我和谁也没有说话。 “第二天下午，我们乘坐的东方红号专列停在了铜川火车站。下车后我们被送到一个学校，在教室的地下睡了一晚上。第三天一早，我们又坐上了敞篷的军用卡车在寒风中继续北上。傍晚，我们到达延安。在延安师范学校的教室里又住了一晚上。6日上午，万花公社和新窑子大队来了几个人把我们18个知青一同接进了那个小山沟，我们这才知道村子的名字叫新窑子。” 他们来到新窑子时，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张善宗。当时他家的旁边正好有两孔破土窑闲着，于是，村民们奉上级命令，收拾好寒窑，将6名男生，12名女生一并安排住进去。从此，他们成为新窑子的正式村民。 那时的新窑子没有路，也没有现在那么多人，更谈不上学校、自来水和照明电。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出入村庄，全村120口人，家家户户吃糠咽菜。 武建华说：“到村里后，谁都没有想到那么穷，老乡说话也听不懂，当天晚上就有同学围坐在煤油灯下哭了，多数同学愁得吃不下饭。给我们做饭的叫白炳宗，是白整风的父亲，我们吃的每顿饭都是窝窝头和白水煮土豆。半个月 后就是春节，伙食也没有任何改变，过年那天晚上，许多同学都落泪了。 “两个月后，14名同学扔下东西跑回了北京。当时只留下我和宋宪利、党生兰，还有另外一个想不起名字的女同学没有走，坚持在那孔老土窑里。我没有走的主要原因是知道自己回到北京也好不到哪去，并不是真想接受村里人的再教育。其实村里人不可能教育得了我们，我们是初中生，他们全是文盲。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武建华 2
“我们在新窑子插队时，饭碗里一年四季没有一滴油水，实在馋得不行了，就去延安城里花三毛钱吃一碗肉。那时的钱来之不易，虽然一碗肉只要三毛钱，但一般人一天还挣不到三毛钱，所以一般人不敢想吃肉的事情。 “我们在新窑子也没有好好劳动，虽然我是9分儿的劳力，但一年挣了还不到100个工分儿。到年底分红时，我才得了几块钱，所以整天睡觉、看书。记得我在延安新华书店还买过一本《中国通史》，北京的同学也给我寄过几次小说，同学们都很喜欢看。 “新窑子很穷，有些事情想起来很好笑。记得有一次我丢了一条裤子，几天后一个姓王的同学又丢了一件裤衩，一条皮带和一双袜子，有一天我们在山上劳动，那个同学发现村里一个女的裤子右侧的扣子没有扣好，还看见她里边穿的是他的花裤衩，一定要让我和他一起去那个女人家里搜查丢了的东西。我们几个同学闯入她家后，在炕上一个破箱子里真的找到了我的裤子，当时我就拿回来了。那个男同学的裤衩人家不承认，我们也不能让一个女人脱了裤子看，所以也没办法。后来，这件事情闹的全村人都知道了，公社还派来干部专门调查了这件事情。最终，裤衩事件不了了之。 “在新窑子还有一件事情印象也比较深。我们去的那年，村里贷款买了一匹黑色的小马，买回来后，全村人都很高兴。有一天，小马突然掉进山沟里去了，得知这一消息后，全村人都一边跑一边喊着快去救马，我们几个知青也放下饭碗，跟着村民向山里跑去。结果小马没有救活摔死了，全村人都围着死去的小马哭得很伤心，都说小马还没有成年。第二天，村里人冷静下来之后，大队党支部终于做出决定，并把小马抬上一座高山，埋在了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没想到当晚便有个老头儿偷偷地把小马刨出黄土，挖去五脏六腑，煮熟马肉后，第二天一早就去城里卖马肉去了。村里人发现后都骂那个老头儿不算人。 “还有一个人给我印象也很深，他的名子我忘了，他是从安徽逃荒来到新窑子落户的。我们去的时候他的背上和运动员一样缝一块白布，只不过写的不是号码，而是地主分子四个大字。其实那人很穷，也很老实，人也很好，村里人虽然不恨他，但也不敢理他，我们也不敢和他说话。总之，新窑子人都特别好，至今我还记得慧江、八姓和猴蛋们的模样。” 1969年底，武建华和宋宪立一起回到北京过年。他们本来想多待一段时间，但双方父母总是问他们什么时候走。因为那时的粮食是按人口供应，家家户户都不够吃。于是，他们一个月后匆匆返回了新窑子。不久，林爱军、王雅楠、刘士荣、蒋凤玲也回到了新窑子。从此，他们六个人一直坚守在村里，接受着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0年初夏，公社为了照顾他们，并把他们集体调整转插到延安县柳林公社三十里铺大队和高坡大队去了。他们在那里耕种收割又是三年有余。 1973年初，武建华为了一个女同学，又转插去了山西省翼城县中卫公社南史庄大队。在那里，他们苦中有乐，享受着初恋的滋味。不久，他们先后招工进了县城，各自都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1977年，他们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度过了难忘的新婚之夜。1979年，他们一心想调回北京，苦于找不到单位，通过表哥的帮助，终于在河北永清县找到了接收单位，并在一家并不景气的县级工厂又干了整整三年。 1981年，他爱人去了河北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武建华按照母亲的意愿辞去工作，回到北京准备顶替母亲退休后的那份工作。没有想到的是，按工龄推算，母亲只能办理离休手续，而且国家规定离休不得顶替。当他得到这一消息后，迅速返回工厂要求恢复工作，无情的工厂却把他拒之门外，不予恢复。从此，武建华彻底丢掉了自己的铁饭碗，成为一名无业人员。
2003。6。17 于北京永定门外郭庄头条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宋宪立 1
宋宪立，男，1951年6月21日生于北京。北京92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和同学们在北京火柴厂参加劳动的时侯，接到了去延安插队的通知。当时他父亲是北京市邮政局南城区局局长，被打成当权派隔离审查，母亲独自在家照顾着四个孩子的生活。 宋宪立说：“当时我有哮喘病，本来不想去插队，结果宣传队来学校宣传说，‘延安是革命圣地，那里果树成林，牛羊满山，瓜果梨桃随便吃。’我心想毛主席也在延安待了13年，那里肯定差不了，加上侯俊和邢燕子们在报纸上的经验介绍，我更加坚定了上山下乡的信心。于是我主动要求去延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报名后我和同班同学王学志赶紧跑到永外派出所，每人花五分钱注销了户口，没几天便领到一张乘车证。” 1969年2月3日清晨，宋宪立和上高一的二姐将自己的木箱子搬到了人山人海的北京站。上午10点钟，他挤上专列并和满面泪水的二姐挥手告别。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独立的人生道路。他去延安不久，收到二姐的来信，二姐也被号召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宋宪立说：“我们是在北京站一站台上的车，当时站台上挤得满满的，凡是女的几乎都哭了。火车开动的时候，不少女生都放声痛哭，整个一列火车的车厢里都显得特别凄惨。火车开动两三个小时后，带队老师开始给我们发吃的，记得给我们发的是一毛钱一个的果仁面包，每个人只给发了三个，再没有发任何东西。当时，有的同学生气，把面包扔出了窗外，还有的把面包扔给了路边要饭的。总之，不少同学都在表达着一种不满情绪。 “火车第二天晚上到铜川后，我们被安排住进了煤矿的一个大礼堂，所有同学都睡在地下的草垫子上。天还没有完全亮，大家都被冻醒了，一大早我们就被赶上了敞篷的绿色大卡车。卡车拉着我们向山里开去，一路上漫山遍野的残雪，而且还飘着雪花。路很破，车很滑，同学们都感到很恐惧，有的同学还在不停地喊叫。 “到延安后是晚上，零零星星有一些灯光，大多数人的情绪还是很低落，因为我也没有听到任何人高喊‘啊！革命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