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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然地成了响应毛主席 号召的积极分子。 “当我妈妈知道我要去插队的时侯，她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妈妈从小读私塾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其实她很 清楚插队意味着什么，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她根本不敢乱说乱动。对于我的父亲来说，他更是不敢多说半句反对毛主 席话，因为我父亲年轻的时候，继母对他不好，为了逃避家中的不快，他很小就去当了兵，去之后才知道是国民党的 部队。第二年，我父亲所在的部队闹红眼病，他乘机跑出来再也没有回去。文革开始后，给我父亲扣的帽子是‘反攻 倒算’，很长一段时间，我父亲一直被隔离审查。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2
“既然自己表了决心，那就得走，我当时只有17岁。迁完户口后，我带着母亲当年陪嫁用的箱子，里面只装了被褥和一个脸盆，书包里装着洗脸用具和妈妈给我的六块钱上路了。离开北京站的时侯，我家在场的人都哭了。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给我印象极其深刻，不少同学都开始放声痛哭。在路上，有的男生开始闹事，还挥舞着菜刀，让人感到很恐怖。 “专列到达西安后，我们又改乘拉牲口的闷罐火车到了铜川。第二天，我们和现在北京人防非典一样，都戴着大口罩爬上了军用的敞蓬卡车，一路风雪交加。2月5日傍晚，我们终于来到了延安，印象最深的是半道上我打哈欠时腮帮子被冻掉了，一时嘴也闭不上，揉了很长时间才揉上去。 “第二天，村里来人带领我们经过一条羊肠小道来到了新窑子村。当时大雪把土地盖得严严实实，新窑子虽然有二十多户人家，但看上去根本看不出像个村庄。当他们把我们安排进一孔土窑洞的时候，我们一个窑洞里的七个女生全都哭了，因为窑洞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很大的土炕。好长时间大家一直在哭，也不怎么吃饭，一心想着回北京的事情。那时是农闲季节，除了上山打柴取暖，也没有什么农活儿可干。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3
“记得给我们做饭的那个老头很朴实，但他很不注意卫生，有一次我们几个女生看见他用做饭的瓦盆洗头，谁也不敢吭声。他把做好的小米饭盛到盆里的时候，大家谁都不想吃。几天后，杨佩芬得了肠梗阻，肚子也鼓起来了，村里人摘下一块门板，把她抬到了延安城里的地区医院。我们不少同学都跑到延安宾馆去找送我们去延安的92中李仁山老师，大家都埋怨是他把我们带到农村的。那时他也怨气十足，并说杨佩芬住院害得他也不能回北京过年了。其实我们插队和他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抓不住别人就拿他出气。后来，杨佩芬病危转回了北京，再后来她就去世了……“现在，我们一起去的知青已经死三个了，沈秀兰是在延安发洪水淹死的，蒋德全是在汉中游泳淹死的，一个个都很惨。 “去新窑子一个多月后，我们感觉到在那个小山沟里实在是前途渺茫，因此，我和林爱军、刘士荣、说好要逃跑，走时闫彩杏也要跟我们一起走。逃跑的那天晚上，几个男生给我们烙了不少饼子，等到半夜，我们出了新窑子，几个男生把我们一直送到延安汽车站。一路上我们特别害怕把我们截回村里，两天后我们顺利地逃回了北京。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4
“回到北京我们没有回家，直接去92中找学校领导。结果，军代表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让我们先回家去，回头再说。晚上10点钟我们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当我敲开家门，妈妈看见我的时侯，我们抱头痛哭了一场。那天晚上，面对我逃回家的事情，家里人谁都没有睡着，也许家中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因为上山下乡毕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尽管如此，父母谁也没有埋怨我。 “我们四个女同学关系最好，住得也不远，当时我家住在琉璃井南里。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的小脚老太太就发现了我们，她们不停地找我们谈话，说中央要求我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她们还说，‘毛主席既然让你们去了，肯定会让你们回来的！’不管她们怎么说，我们照样不走，所以，她们三天两头半夜三更来我家敲门、查户口，督促我们离开北京回村里去。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5
“在这期间，我还通过邻居的一个战友介绍，去河北新城县的一个农村干过一段时间，整天跟着村里的妇女们去插秧种田，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因为当时人家说能帮我办理转插手续，还答应帮我调转户口。后来，不少同学总去找我，说万一到时集体返城，我不算北京知青那就永远也回不来了。在矛盾之中，我听同学的话又从河北农村回到了北京。 “1970年2月，我和林爱军不得不回到新窑子。回去后，我们的箱子都被撬了，多亏我回北京时带走了值钱的被里和被面，箱子里只留下了棉花套子，也没有什么可偷的。 “在新窑子最盼望的就是爸爸妈妈的来信，每次收到家中的来信，我都含着眼泪要看好几遍。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刘士荣接到妹妹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她妈妈因为她插队，把眼睛都哭瞎了。刘士荣当时把饭碗往墙上一摔使劲哭，那天我们谁都没有吃饭。从那次起，我们定了一个规矩，吃饭时谁都不许看信。在新窑子印象最深的除了艰苦，就是晚上爬在煤油灯下给爸爸妈妈写信。一边写一边落泪，写一写停一停，在那种贫穷落后的环境中想家的滋味，简直是太痛苦了。”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6
王亚男在农村经过两年披星戴月的奋战，1972年初，她终于告别了陕北，去铜川一家电子厂当了工人。此间，她和电子厂的人事科干部侯俊华相爱结婚，侯俊华是长辛店一中去洛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她们在一起共筑爱巢，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1982年，王亚男被派往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学习财会专业。1984年，她所在的工厂集体迁往咸阳。1990年，她调回了北京市建材化工厂继续她的财务工作。1994年，侯俊华也调回北京，并在北京市小型轴承厂当了一名辅助工。去年，侯俊华的单位裁人，他一气之下用6万元买断了自己30多年的工龄，南下广州去一个同学的公司帮忙至今。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王亚男 7
王亚男去年也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并在一家美国独资企业当上了会计，月收入是她退休金的好几倍。 王亚男最后对我说：“几十年过去了，走到今天真不容易。现在女儿也长大了，她在同仁堂工作。总之，我们的 后半生还是幸福的。”
2003。6。22 于北京房山区西潞园小区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林爱军 1
林爱军，1952年8月6日生于北京 ，北京92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 插队开始的前夕，92中的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每天都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有一次上课前，林爱军的班 主任赵芳春组织全班同学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进行早请示的时候，他把“我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说成了“毛主席祝我 们万寿无疆”，于是，他被揪出来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林爱军说：“赵老师被打倒后，我们也没人管了，全班都乱了。插队开始后，不少同学都去报名想离开北京，当 时我也很想去，而且心想走得越远越好。可是，我准备报名的时候，我妈妈不让我去，她把户口本给藏起来了。有一 天她上班去了，我在家中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户口本，偷偷地去永定门外派出所把户口迁移到了延安。办完之后，我 心想这下没人管了，内心感到很高兴。当天晚上我妈妈回来后，我就告诉她我要和我最好的四个女同学（王亚男、蒋 凤玲、刘士荣）一起去插队，结果她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通。她说，‘你根正苗红，你和她们掺和什么！咱们是工人家 庭，你去干什么？留在北京又不是没有饭吃！’其实，她说也白说，因为我的户口已经注销了，说什么都晚了。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林爱军 2
“1969年2月3日那天，我们要走了，我妈妈只给了我十块钱，也没有去送我。也许她不愿经历那种场面，也许是她真的生气了，我也不知道。最后还是我爸爸去送的我，当时北京站的站台上很多人都在哭，火车开动之际，下面哭的人好像要拽住火车不让走似的，场景很凄惨。尽管那样，我还是没有哭，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时我爸爸也没有落泪，他当兵出身，比较支持我的行动。 “火车第二天到铜川后，我并没有什么感觉。第三天我们冒着大雪，坐在戴有防滑链的卡车上往北去的途中，我傻眼了。因为越走越穷，越走越荒凉，眼前是无穷无尽的山峰，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长，就连路边也一颗树都没有。 “到延安后，村里人来接我们，说我们的箱子很重，问我们里面是不是有手枪和金子，我们都笑了。到村里后，所有的同学都傻了，谁都没有想到那么穷，和宣传的完全不同。当时全村人吃糠咽菜，我们也只有小米、黄豆和很少的土豆，那时我们的土豆都是数着吃。男同学晚上饿得睡不着就偷炒黄豆吃，我们女同学发现后直和他们急，都怕断了口粮被饿死。 “村里没有电，用水也很不方便，要到沟底下去担，我们经常是好几个同学去担一担水。那里洗不了澡，洗头也不方便，我们刚去不久，所有的女生都把长辫子剪掉了，每个人都留着两个小刷子，外村的知青都把我们新窑子的女知青称为刷子队。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林爱军 3
“我们村的井有两个井口，一个是人吃的，一个是喂牲口的。有一次我们去井上洗衣服，还把床单、衣服和裤头什么的扔到喂牲口的井里去洗，结果村里人埋怨我们把人吃的水也搞脏了，还说下面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这才知道两个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