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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一戰線策略方面，又遜於毛澤枺Ｈ魏胃锩蚋牧迹绻荒軋F結全國各階級、階層中的大多數，都是不能成功的。這是陳獨秀在後半生和中國托派始終洠в猩觞N作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刊登托洛斯基和托派臨時國際推動中國托派統一的來信，宣傳「無產者社」特別是陳獨秀本人的主張。
但是，這個托陳派小組織一開始就面臨經費短促的困境。離開了共產國際的津貼，一群洠в新殬I的革命家唯一的收入是洠в斜Ｕ系姆g和寫稿的稿費，生活都難以維持，哪有錢來維持刊物？《無產者》說是月刊，第一期出了後，第二期到7月1日才出，而且接着因負責印刷的工人王成偉被捕，稿件洠眨�10月出版的第三期，不得不改成油印。實際上，「無產者社」的整個活動經費主要利用陳獨秀的社會關係籌措。如陳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和西安警備司令馬青苑籌款。李仲山是陝西潼關人，為人俠義，曾參加辛亥革命，光復陝西；1924年又參加馮玉祥的「首都革命」，歡迎孫中山北上，曾任馮部第二軍（軍長胡景翼）駐滬代表。大革命時傾向共產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對蔣、汪不滿，後來與陳失去了聯繫。1929年4月，李營救被捕的鄭超麟，想通過鄭重新與共產黨接近。當時，一般人惟恐避共不及，可見此人風範。但此時陳、鄭等正好轉向托派，於是就把他帶了過來。其實，他不知道托洛斯基主義為何物，只崇拜陳的為人。這次他受託到西北籌款，搞到了一筆錢。但不久，其托派的身份暴露，楊虎城就叫他離開了。後來，李看到托派洠в猩觞N發展前途，就去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參議會議長。
這件事表明，革命陣營，如果不是靠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和革命的不斷勝利，而單靠領袖個人的魅力影響，是難以維持和擴大的。陳獨秀由於信仰托洛斯基主義這種在總體上脫離中國實際和群眾的理論，不再有如在新文化邉訒r期那樣的「總司令」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雖然還是一個黨派的領袖，還在領導一個方面的革命工作，但實際上正在向思想家和學者型的人物轉化（這樣的人物永遠是「孤獨者」）。不過自己卻不自覺，還想固守革命領袖和活動家的角色，夢想總有一天一呼百應，再度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他的後半生，除了還有一些驚世駭俗的思想閃光和學術上取得不俗成績之外，在革命事業上，不可能再取得值得誇耀的成就。
如果以一個人代表一個時代的話：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4年反袁鬥爭失敗，可以稱為「孫中山時代」，亦即中國民主革命前期（亦稱「舊民主主義革命」）。從1927年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到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從共產黨方面可稱之為「毛澤枺鼤r代」（自然，真正的「毛澤枺鼤r代」應該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即中國民主革命後期（亦稱「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這兩個時代之間，即從1915年到1927年，則可稱為「陳獨秀時代」。因為，這個時代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發起的新文化邉印⑽逅膼蹏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以及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邉樱瑳＇有一個人的影響超過陳獨秀。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國民黨洠в型耆珕适ьI導革命的能力，而共產黨還洠в腥〉妙I導革命的能力，處於訓練時期。經過了這個成長期，共產黨才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這個時代以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邉雍瓦B任中共五屆最高領導人為主要標誌。1927年以後，陳獨秀必然逐漸淡出政治舞台，離開革命的主航道。畢竟，從那以後共產黨方面是毛澤枺鼤r代，國民黨方面則是「蔣介石時代」了。
身在江湖，身不由己。陳獨秀既然登上了托派這趟列車，一時就難以脫身了；何況，他被新思潮、新道路激起了熱情，也不想脫身。1929年12月，陳獨秀找到了剛剛被黨開除的何資深擔任「無產者社」的秘書長，對組織進行了整頓。此時，托陳派成員已經發展到120人（其中老黨員知識份子居於多數），也像中共那樣設置了上海滬枺鳌⒎希ǚㄗ饨绾湍鲜校┤齻�區委，在紗廠和碼頭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在北京也建立了一個支部，敚С鲆桓迸c共產黨全面抗衡、企圖取代的架勢。
這樣工作了六個月，果然成績不凡。在1930年6月無產者社代表會議上，陳獨秀作《關於中國反對派過去及目前工作》的報告並付諸決議，宣稱：半年以來，我們「總算草創了一條新的道路，並團結了一些重要部門的幹部分子」。決議在攻擊中共重視農村武裝鬥爭是「機會主義」之後，強眨M行城市工人邉樱I導群眾作防禦的鬥爭，整頓內部組織，培養工人幹部，除上海外，在廣枺⑽錆h、天津、青島及枺「鱾�工業中心區域發展工作。＇4＇不過，後來由於共產黨的打壓和忙於與青年托派爭鬥，這個計劃落空，只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支部。
飽受回國托派組織的排擠和打擊
陳獨秀等人意料不到的是，被共產黨打擊開除，滿腔熱情轉向托洛斯基主義，要求加入或聯合從莫斯科回國的青年托派組織時，竟然飽受排擠和打擊。
1929年4月舉行的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作出在聯共黨內清黨的決議，莫斯科中山大學也不例外。6月，中山大學召開黨員大會，許多學生被指有參加托洛斯基派活動的嫌疑。由於證據不足，有些托派分子被送回國內。但是，從秋季學期開始，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派出清黨委員來到中山大學，採取逼供信手段，致使一位負責留蘇中國托派秘密組織工作的學生自殺時交出了一份留蘇托派學生名單。＇5＇王文元（即王凡西、雙山）說此人是趙言卿，名單有三百人，其中三十人已回國（盛岳說，交出八、九十人名單的是李萍）。由於接受上次驅逐回國的托派學生催生了中國托派組織並影響到陳獨秀等一大批黨內領導幹部轉向托派的教訓，蘇聯當局這次把這些托派學生幾乎全部發配到西伯利亞服苦役。除極少數經過千辛萬苦逃回中國外，絕大多數在那裏被折磨而死。
王凡西，原名，王文元，筆名雙山，中國老一輩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領導人
同時，聯共也不放過名單中已經回國而遵照托洛斯基的旨意繼續耄П卧谥泄颤h內的人，立即把此名單通知給中共中央。中共考懀У桨咨植赖膶嶋H情況，而且這些托派分子在工作上表現良好，也是國民黨捕殺的對象，因此採取了謹慎的辦法：「向（莫斯科來）信內所指出的同志，分別的發出了通知，要他們負責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意見，以及是否參加反對派活動的情形」。＇6＇
接到通知的有些人回了信，從《紅旗》上摘登的這些人的信看，有的的確不是托派分子，只是由於在莫斯科反對過王明，才被誣為托派，如惲雨棠等。因此，他們紛紛發表聲明，否認自己是托派。有的是托派，但是為了繼續耄П卧邳h內，也否認自己是托派，如濮德之（又名濮清泉）、張穎新夫婦。由於都鄭重表示擁護中央的路線，否認與反對派有任何聯繫，並與之作過鬥爭，因此一時得以瞞天過海，中共表示：「從這些聲明中，中央認為這些同志洠в蟹磳ε上右傻恼娲_證據。」有個別則表示悔改，聲明脫離托派，如趙醒民在《紅旗》上發表了《我對於政治的認識和態度——脫離托洛斯基反對派的聲明》。＇7＇但多數人對通知不予理睬，並積極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有的在做了個別談話的爭取工作後，還堅持托派立場。於是，在清除簽名於「八十一人聲明書」的托陳派分子的同時，又成批地開除這些莫斯科回國進入黨內的托派分子，出現了肅托的又一個高潮。
有些托派分子如王文元，回國後分配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當幹事，吳季嚴為中央宣傳部幹事。為長期留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對工作表現得都很積極。用王文元的話說，「我的態度是：拼命工作，盡少說話。」因此深得組織上的信任和器重。所以，當中共負責人在莫斯科來信中得知其政治傾向時，十分驚訝和遺憾，更加耐心細緻地給他做爭取工作。王文元回憶：
「此時我正病倒在醫院裏。周恩來（時任組織部長——引者）發見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找我談了一次話。他的態度很友善，大意說：他滿意我幾個月來的工作，所以希望我為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書面聲明，放棄托派意見，在《紅旗》上登載；這樣，他可以保證我依舊留在黨內工作。」「我洠в姓f甚麼話，只答應寫聲明。第二天，部裏的交通來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難過，因為我所寫的完全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見，聲明我不同意黨六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關於目前局勢以及前途估計的種種決定；但我同時指出：過去一時期的工作已經證明：我並不曾因為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在工作中摺炊鄶档臎Q定；我要保留自己的異見願意繼續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因此我希望黨也應該遵照列寧的組織原則，容許我仍舊工作。」＇8＇
但是，王文元很快發現自己是太天真了。周恩來、李立三即使能有「列寧式的寬容大度」，但在史太林的命令下也決不敢做。「我知道，組織不會再來找我？？幾天之後，我被開除黨籍的通告登出來了。」＇9＇同樣情況的共有三人。1930年5月14日出版的《紅旗》上，刊登了這樣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除吳季嚴、王文元、周崇慶黨籍事通知全黨》。
從莫斯科回來的劉仁靜是個特殊人物，一向是「反對派中的反對派」。回國時自知自己的情況不會被中共接迹瓦‘反耄Р卦邳h內的原則，向中央代表惲代英公開表示不同意黨的路線，並將提出自己的書面意見。隨後就耄Ь悠饋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