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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10＇
江津當時約有80萬人，是川枺罂h。沿海和中部地區的大批難民逃亡到這裏，原安徽國立第二中學由教育部批准立案後改名「江津九中」，遷到此地，收容淪陷區疏散到重慶的安徽教職員和學生。這樣的人員及其家屬不下數千人，形成一個「小安徽」的氛圍。陳獨秀因這種非親即友的關係，帶着潘蘭珍和老母親（即嗣母謝氏，陳昔凡之妻）及三兒陳松年一家幾口到此。靠朋友的照顧，陳松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起初境況十分狼狽，陳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洠в辛恕！惯@是指原來說好到江津後住老友鄧初之宅，但因事先對鄧妻工作洠в凶龊茫埂搁＇門謝客」。陳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舊交方孝遠同情，才在一客棧暫棲下來；8月7日又得枺T郭家公館（實為客棧）房枺鼞z憫，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嘆道︰「出門之難如此。」＇11＇
過了幾個月，做通鄧初妻子的工作，再加資助鄧開設「延年醫院」的江津望族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照顧，陳獨秀勉強住進鄧初開的「延年醫院」後院——「黃荊街八十三號」，與鄧家夫婦分住一宅。由於曾遭「椋чT謝客」，陳獨秀精神上的不快與彆扭可想而知。很快，潘蘭珍就與鄧妻簦鹈軄怼ｌ妒怯申惐贝髸r學生、江津縣長黃鵬基幫助，住到江津一中校長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別墅」。月餘，因江津中學教員楊賓淑要求陳獨秀幫助整理其祖父楊魯承的遺著，陳又遷到距縣城約20里的偏僻山村——鶴山坪石牆院的楊魯承舊居「楊氏山莊」，直到去世。不過由於與鄧初情誼深厚，他仍常去鄧的醫院治病。石牆院可能不通啵Щ蛲ㄠ＇困難，陳晚年通信的地址始終是「黃荊街八十三號」。上世紀80年代發現的1939–1941年間陳獨秀給楊鵬升的40封信，全是這個地址。
陳獨秀入川，可以說是受盡顛沛流離之苦，雪上加霜的事還不斷襲來。首先，在鄧宅時，他十分尊敬的嗣母謝氏去世。在給友人信中，他說︰「弟遭喪以後，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當年反對封建迷信的旗手，在感情與習俗的壓力下，現在也表示要遵守「喪制」，以盡孝道︰「先母撫我之恩等於生母，心喪何止三年；形式喪制，弟固主短喪，免廢人事，然酒食應酬以及為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後。」＇12＇
陳晚年的住房「石牆院」
其次，1940年3月尊敬的師長蔡元培去世，使他「禁不住有很深的感樱 乖诮o友人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並專門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3＇文章敍述了他與蔡先生的歷史接樱汀杆氖陙砩鐣沃杏｜」，精練地概括了蔡元培「令人佩服」的「兩大精神」。一是「大事堅決而又溫和」精神，「一般說來，蔡先生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着，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二是「容迹惣旱难帕浚鹬貙W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枺饺酥袑嵥庇小埂Ｎ恼逻�借睿l摚Вg了對五四邉印笍U棄國粹與道德」的批評︰
凡是一個像樣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說他的國粹；在全世界文化洪爐中，合民族有價值的文化，即是可稱為國「粹」的而不是國「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毀？？問睿窃谝幻褡宓奈幕欠癖４嬖谧约好褡迨种校粢幻褡鍦缤隽耍踔吝�未滅亡，他的文化即國粹乃由別的民族來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國粹」之說，在這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離開全世界文化孤獨來看待？？在保抱殘守缺的旗幟之下，椋ё叛劬ψ源笈磐猓芙^域外學術之輸入？？抱着國「渣」當做國「粹」；這種國粹家，實在太糟了。
再次，這年春天，得知大姐病倒在江津上游約40里的住地油溪鎮，立即去看望。手足同胞四人，惟其二人還在，但是都被老與病相纏，相見相別，兩情依依。不料想，6月果然傳來大姐去世的消息，使他懷念傷感不已，特作一首五言長詩。
重感情，重友誼，這是陳獨秀品性中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固執己見」，疾惡如仇，如王森然所說，「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14＇卻忽略了他重感情、重友誼的一面。正如程演生所說︰
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歡喜隨便談談，或是說笑話。有些不知他的人，以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實他是極和藹極親切的人，又有熱情，不過負氣，好簦猓逻^也，就若無其事的。我見過他和朋友因說笑話或頑皮而致變臉而致相打，然過了一天又和好了。不過這是些極相好的朋友。＇15＇
親友一個個去世，給了陳獨秀極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聽到被稱為「中國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蓮」逝世消息時，他就開始承認「老」了。給趙濟信中他說︰「彩蓮的死使我很悲傷。一生中我遭遇到這樣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從來不曾如此難受過，也許是我老了？？」＇16＇這種無奈和無能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時代革命低潮時曾有過的志不遂願的「屈原情節」。1941年7月，聽說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靜農、魏建功等於屈原祭日聚飲大醉之事後，忽然也激動萬分，作了一首詩給魏建功曰︰
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淒涼；
詩人枉向汩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
但是，他還是慶幸自己一直保持着不願隨波逐流的獨特的風骨。一天，與早年留學日本時的同鄉好友葛溫仲的長子葛康俞相遇，又勾起濃濃的鄉情與從小就養成的秉性，贈詩曰︰
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
相逢鬚髮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17＇
1940年可以說是陳獨秀晚年的一個倒吣辏蠼闳ナ啦坏絻蓚�月，「鄉下盜風大熾」，災難也落到他的頭上。大概盜俾犝f他是個大名人，一定有財，8月2日「浮ヒ卤皇N樣」。＇18＇盜偎脽o幾，陳獨秀損失巨大。在武昌時楊鵬升贈送的心愛之物篆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以及晚年專心研究的尚未完成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學著作草稿，也隨之失去，使他十分痛心。後來失浮挛锎蟀胱坊兀┯≌屡c手稿「去如黃鶴」。＇19＇
由於年老，加之他的名人身份，敏感的政治背景和戰爭的環境，不可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職業，入川後陳獨秀的經濟狀況變得相當的眩s。據現有資料記載，除了有時報刊上（如《政論》、《抗戰與文化》、《中央日報》、《民主與統一》等）發表一些文章有一點微不足道的稿費收入外，主要靠親友接濟，具體是︰通過原「無產者社」成員薛農山的關係，任《時事新報》名譽主筆，每月領一點少得可憐的津貼。北大同學會經常給一些生活費，有的說每月300元。大姐家在困難時也給一點幫助，因為姐丈是經商的，侄女是個中學校長，侄女婿是一個珠寶商，經濟較寬裕。此外就是好友蔡元培、鄧蟾秋叔侄、楊鵬升私人資助，連印有「獨秀用梗购汀钢俑κ志｝」的信紙信封，也全由楊鵬升包贈。
楊鵬升與晚年陳獨秀的關係密切。但如果洠в小肝幕蟾锩菇籴醾喆骊惇毿憬o他的40封信，人們不可能知道在陳獨秀眾多朋友中還有一位如此肝膽相照、俠義感人的好朋友。
楊鵬升，四川渠縣三匯鎮人，比陳獨秀小21歲。「五四」邉忧跋Γ洷贝笮ｉL蔡元培推耍В瑮铢i升師從文科學長陳獨秀，結下深厚的師生情誼。此後兩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楊鵬升留日歸國後在軍界任職。但是，黨派之見絲毫洠в杏绊憙扇说那檎x。
說來真巧，1937年陳獨秀輾轉流落武漢。稍後，楊鵬升也因得罪蔣介石被眨錆h任警備司令部少將參旨孓k公廳主任。楊費盡周折找到陳，為其安排了固定住所，兩人過從甚密。1938年，兩人又一前一後來到四川。楊因對國民黨不滿，寓居成都修建「勁草園」沉溺於書畫，而陳獨秀內遷至江津。據史料記載，兩人雖同在蜀地，卻從未見面，只是以書信往來。1939至1942年，陳生命的最後3年，寫給楊信竟達40封之多。書信最長的有3頁，最短的只有幾十個字。雖然陳獨秀曾經為師且年長一輩，但每封信的開頭均稱楊為「老兄」，楊夫人為「嫂夫人」，落款均為「弟獨秀」。從信中看到，楊得知陳生活艱難，先後6次寄錢4，50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最後一封信是陳去世前兩個月的1942年4月所寫，對楊多年的資助，陳表示「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陳辭世後，楊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後寫下「此為陳獨秀先生最後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於江津，四月五日書我也。哲人其萎，愴悼何極！」＇20＇
到江津後不久，陳獨秀得到一個重要的朋友羅宗文。1940年9月，羅眨谓蚩h長。到任之初，照例拜訪當地知名人士。陳獨秀略事寒暄後，十分關切民生問睿瑔柀U「現在米價飛漲，怎麼辦？」可能陳知道羅在鄰縣永川花費最大力氣，把米價控制住，從6月半到9月一直保持穩定，軍民相安。羅說︰「省府最近的命令是要各縣將當地糧價壓到7月半的水準，不許自由上漲。」陳說︰「壓也不是辦法。」大約半個月後，陳步行兩華里到縣府回訪羅。羅回憶說︰
陳老坐下後說︰「孫哲生又在放大炮了，你看見洠в校俊刮艺f︰「看見了。」孫哲生即孫科，孫中山之子，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在中央紀念周作《抗日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其中說到重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