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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论文的研究。学校的日程是1年，但很少有人能1年完成的。实际上，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离校进行“现地研究”，所拿的经费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校外的基金会。而许多基金会给的钱，就是支持你1年以上的研究的。所以，在海外呆3年，是很常见的事。而且，这种基金有时还可以连续申请，结果，拖上9年以上并不是太难。
除了这些学术原因外，还有许多个人原因。从20多岁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人生最关键、变化最多的一段时间。一般的人在这期间结婚、生子乃至离婚等等，博士生们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夫妇就是读书期间有了孩子，结果两个人的进度都慢了下来。可想而知，因此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女性尤然。
读博士的时间这么长，对许多人来说是个磨难，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资源浪费不少，而且不能及时“生产”出急需的人才。1960年代初，美国历史协会研究生委员会主席DexterPerkins提出了一个13页的改革建议，要缩短博士课程的时间。1950年代末，历史系的博士生通常要经过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但Perkins的方案要求4年之内完成。具体措施是，第一，提高奖学金，使学生经济上无后顾之忧，专心学习；第二，设法让学生在大学期间作好充分的语言准备；第三，减少博士生的选课量，并把博士论文的题目限定得更小一些，使学生能够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
然而这一目标被证明完全不切实际。首先是语言训练。如今大学的财力比40年前雄厚多了，动辄可以送学子去海外进修。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学的语言教学也出现了不利于博士课程的倾向。比如，笔者教中文时发现，学生越来越重口语，教学对阅读能力非常忽视。后来才明白，班上的学生没有一个将来准备读博士，大多是准备将来做生意、当律师。他们希望今后一旦到中国工作，大学的语言训练能够帮助他们应付日常生活，没有必要学阅读。笔者偶尔看到赵元任先生几十年前在哈佛大学编的汉语教材，大吃一惊。比如教材中有类似“什么是汉学家”这样的文章，非常文雅，非常学术，比起如今我们在课上做的“他又漂亮又有钱”这类口语练习来，简直是两个世界。也难怪，赵先生当时教的学生，大多要当汉学家，如今的学生，大多是看重了中国所提供的经济机会。教学跟着学生的需要走，很少考虑要读博士的学生的需要。所以即使在大学苦学几年中文，一般美国学生进了中国史的博士课程，为了阅读中文文献，还得补语言的课。
减少博士生选课，缩小博士论文的覆盖范围，则更不可行。博士生未来的主要工作是教书。你若是研究康熙，不能只懂康熙，还要教几千年的中国史，甚至日本史、东亚史。狭窄的训练完全无法使博士胜任工作。在耶鲁历史系，博士的资格考试有三个专业，一个主修，两个副修。其中的两个副修中，一个必需涉及与你主修所研究的地区不同的一个大洲的历史，或一个纯理论性的题目。目的之一，就是要学生知识广博，能够适应未来的教学要求。
不过，Perkins提出的增加对学生的资助的方案，却得以实施。目前虽然有38。3％读人文的博士生是自己花钱读书，但33。2％是通过当助教支持自己的学业，23。8％拿着奖学金读书。一些顶尖学校因为互相竞争，奖学金越给越高。以耶鲁为例，1993年我妻子进校时，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生活费也不过9500美元（学费免），而且只有少数人才有此运气，许多人只有半奖或没钱。如今，所有博士生基本都是全奖，生活费部分高达15万美元，暑期还另有资助。笔者1995年进耶鲁的东亚研究硕士课程时，拿的是最好的资助，即免学费。但两三年后，居然硕士也能拿到生活费。更有甚者，暑期还有各种基金供你到海外作研究、学外语，有时金额一次就高达七八千美元。如此算来，生产一个博士，造价至少得十几万美元。
美国的博士课程，可以在七八年内，把一个幼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造就成训练有素的学者，这已经是近乎奇迹的事情，再缩短时间如何可能？特别是在历史领域，因为要积累知识，学几门语言，速成就更属天方夜谭。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2节 科学家在美国政治中的失势
布什此次访欧，反复声称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京都宣言”的合理性，为美国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辩护。然而记者马上追问： 如果按你的标准连“京都宣言”都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那么你为什么要推行一个更缺乏科学依据的导弹防御计划？
布什对此避而不答。而丹麦的环境与能源部长却在美国的电视台上反唇相讥： 你可以找到科学家为你证明吸烟与肺癌无关，或者HIV不会导致艾滋病，但98％的科学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的科学院都已证明： 工业污染已导致了地球的“温室效应”，如不加控制将对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布什如此戏弄科学界的意见，使许多美国科学家认定他的政府对科学全无兴趣。科学家们一向因政见不同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致力于研究美国科学与联邦实验室的文化人类学家HughGusterson所指出，目前不管主要的科学家们政见如何，他们都普遍反对布什的政策。更有专家认为，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布什政府中已降低到一战以来的最低点。迄今为止，布什还未任命他的国家科学顾问和他政府中几个与科学有关的最高职位。这似乎表明科学对他可有可无。在2002年的政府预算中，大多数研究机构的实质性开支都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连老布什的科学顾问、耶鲁大学教授AllanBromley也批评布什对科学投资不足。他指出，布什在有些项目上增加了对科学的投资，但即使在这些项目上，也有明增暗降之虞。如对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ofHealth）的预算在未来5年增加了一倍，5年后的增长率将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步。问题是，在研究中使用的高精密材料的价格上涨率，一般会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率高出数倍。以这样的预算根本无法维持现有的研究。目前美国的一些领先的传统领域，已开始被别的国家超过。例如，与“温室效应”密切相关的气象研究，美国已落后于日本和欧洲。美国的气象学家竟因为计算机的功能不足，常常跑到欧洲和日本去借用人家的高强度计算机来检测自己的数据模型。华盛顿大学的大气科学教授EdwardSarachik指出，美国的GDP比英国几乎大10倍，但在这方面的投资却比人家少。而像加州未来的水源这类牵动美国经济命脉的课题，都要依赖这些气象研究的成果。
联邦储备委员会总裁格林斯潘在对国会作证时指出： 近10年来，美国GDP增长的70％乃是技术革命所导致。而从气候变暖到艾滋病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机，无不依赖科学提供解决方案。可以说，今天人类对科学的依赖，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但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却一落千丈。
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失势，是科学家公众形象的变化的一种反映。关于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就会一目了然。爱因斯坦不仅被公众视为一个科学家，而且他所代表的道德良知，使他具有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政治权威，甚至以色列人异想天开地要请他当总统。尽管他衣冠不整，从不取媚于公众，但公众把他视为智慧的象征、人类的先知，以致他自己不得不出来说： 真正的伟人是耶稣基督、圣雄甘地，而我是微不足道的。再看比尔·盖茨，他的创造发明虽然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在公众眼里，他更多是一个生意人，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富翁。前克林顿政府还曾对他起诉，称他非法垄断市场，听起来颇像白领犯罪。虽然他衣着整齐，颇能操纵公共关系，但你若把他的名字与科学家的良知联系起来，人们一定会笑你是个疯子。从爱因斯坦到盖茨，科学家的公众形象已从超凡脱俗、不考虑个人私利的圣徒，变成了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的凡夫俗子。其公信度的降低，自然影响到其政治上的权威。
这一变化的政治原因，是世界由群雄并立变成了美国的独霸。当年拿破仑因为未理睬一位科学家的铁甲船的设计，丧失了突破大英帝国海上壁垒的良机，统治世界之梦失之交臂。而20世纪自由世界之所以能最终摆脱纳粹的梦魇，全仗一批犹太科学家逃出德国。1939年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警告他德国的原子弹计划，这促发了曼哈顿工程。如果这批人为德国效力，自由世界除了对希特勒投降外，怕是别无他途。后来苏美争霸，科学家又“为王前驱〃。从艾森豪威尔的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到尼克松的停止研制细菌武器的决定，科学家的角色都举足轻重。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现，更让人感到科学家领导着世界未来。如今美国在世界已无对手，科学家的功能似乎只剩下帮人们赚钱，过去那种被科学武装起来的人类的道德卫士的形象，只能在动画片的未来世界中那些惩恶扬善的“超人”身上才能看到。
更大的危机是，随着学科越分越细，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开始分离。当年牛顿的力学，是他的神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因看苹果落地而悟出万有引力定律，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上帝的法则。爱因斯坦亦是一位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