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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
“小东西，莫乱说。昨夜我们杀败了，死了好多人！”
这时，四叔满头是汗地从外面回来了，一进门，便结结巴巴地向父亲报告说，衙门已从城外抬回几百颗人头，一大串人耳朵、七架云梯和别的一些东西，对河烧了七处房子。听说有几百颗人头，父亲便要四叔赶紧去看看，有没有身小韩在里面。一听说杀了那么多人，有人头又有人耳朵，其情形正与父亲平时讲的杀“长毛”的故事相合，沈岳焕感到一种兴奋，一分紧张。
洗过脸，他便溜到了大门口。
这时，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的样子。街上异常清静，平日这时，街面上早已响起的卖泡粑、炸油粑人的叫卖声全都消失了。沈岳焕胸口和脚心起了一种搔痒，恨不得立时跑出去看看。但今天到底不比平日，他不敢自作主张。过了一会，街上各铺子已奉衙门之命开了门，家住对门的张家二老爷也上街去看热闹了。父亲告诉沈岳焕，张家二老爷是暗中和革命党有联系的本地绅士之一。于是，沈岳焕便随了父亲，也来到道尹衙门口。
一批血淋淋的人头垛放在衙门前的平地上，衙门口的鹿角上、辕门上，从城外缴获、用新竹做成的云梯上，也悬挂着许多人头，有的面目已经血肉模糊，有的两眼尚未闭上，极不心甘似地朝人们瞪着；人头中间，夹着一大串被割下的人耳朵。看的人都不大作声，脸上露出各式各样极不自然的古怪表情。
可是，屠杀还才刚刚开始。紧接着便是衙门派兵分头下苗乡捉人，被捉的多是随意捕来的乡下无辜农民，捉来后照例不需要任何罪证，就赶到北门外河滩上去砍头。每次杀人５０，行刑士兵２０，看热闹的人３０左右。被杀的人既不被剥去衣服，也不用绳索捆绑，就那么随便朝河滩上赶去。乖巧一点的，冷不防朝看热闹人中间一站，就可以逃脱性命；只有那些糊糊涂涂，不知道为何被捕，现在将有什么事发生的，到河滩上被兵士吼着跪下时，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哭喊着在河滩上乱跑，刽子手便如狼似虎般扑上去，一阵乱刀将其砍翻。
这种残酷的杀戮持续了一个月，沈岳焕站在城头看杀人也有一个月。
旧戏和故事里“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的情景，过去只存在于沈岳焕的想象里，是那样遥远，又是那样摸糊；现在却一下子被推到身边，那样清晰地血淋淋呈现在他的眼前。人类正用自己的手，将那么多活鲜鲜的同类一下子变成一堆没有了活气的血肉。沈岳焕原先企望从中获得的儿童游戏般的乐趣没有得到，成人们的这种“游戏”实在太严重了一点。虽然，沈岳焕没有感到恐惧，有时还和其他孩子比赛眼力去数河滩上尸体的数目，却终于起了一点疑心：这么多人为什么一下子被杀？杀他们的人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太令人费解，这里面一定出了什么错误。他拿这个问题去问父亲，父亲只说是：“造反打了败仗”；衙门出的告示和禀告抚台的文书上，却说是“苗人造反”。
凡造反便该杀头，“苗人造反便更多了一层被杀的理由。因此，凡被捉来的苗人都得杀头。这用来对付苗族的几千年延续不变的规矩，又照样用来对付这场革命，对付那些其实并未造反的“苗人”。在衙门大官们的眼里，这场革命只是苗族不服王化的历史延续。听说杀人是因为“苗人造反”，沈岳焕脑海中突然闪过城外山头上为防苗人叛乱而设置的碉卡，日暮黄昏时古堡上响起的鼓角声音，它们与眼前的景象融成一片。沈岳焕仿佛心有所悟。他想弄明白其中包含的意义，却又总是无从将它弄得明白。
终于因杀人太多，原先与革命党人有联系未被发觉、在本地说话有点分量的绅士便去衙门，请求有一个限制。既然抓来的人不能全部杀掉，又不能全部释放，便杀一部分，放一部分。而选择的办法竟是委托神灵去裁决——将人犯押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由犯人在神前掷筊来决定。凡顺筊、阳筊，开释；阴筊，则被杀头。这个办法实行后，沈岳焕便又跟在犯人后面，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决定生死。
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那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①
到年底，杀人终于停止。因为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其时，革命党人又在凤凰、乾州、松桃三厅重新聚集了力量，准备规模更大的武装起义。一来，衙门大官眼见到全国各省纷纷“独立”，清王朝气数已尽；二来，他们也感到了再与革命军对抗后果的可怕，１９１２年初，凤凰道、厅衙门被迫宣布投降。于是，城里各处挂起了白旗，反正的士兵结队在街上游行，衙门方面与革命党人达成妥协：一切地方事务交本地绅士出面主持，革命党人方面放外来镇守使、道尹、知县离境走路。
革命在凤凰算是成了功。但是，在革命中付出巨大牺牲的苗、汉人民，并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报偿，地方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凤凰上层绅士阶级手中。其后相继崛起的田应诏、张学济、陈渠珍等地方军政势力，直接影响到湘西社会后来３０年的兴衰荣枯。革命后地方不同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地方有军役的，依然各因等级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到营上去领取食粮与碎银。守兵当值的，到时照常上衙门听候差遗。马兵照旧把马养在家中。衙门前钟鼓楼每到晚上仍有三五个吹鼓手奏乐。但防军组织分配稍微不同了，军队所角器械不同了，地方长官不同了。县知事换了本地人，镇守使也换了本地人。当兵的每个家中大门边钉了一小牌：载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道尹衙门前站在香案旁宣讲圣谕的秀才已不见了。
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①革命也给沈家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变化。先是在镇守使、道尹、知县衙门宣布投降，地方一切交由绅士主持后，沈宗嗣因暗中参与革命，在民主选举中成为本地要人。但不久，凤凰举行省议会代表选举，沈宗嗣与一个姓吴的竞选，结果失败，心中愤愤不平，觉得脸上无光，一气之下，便离开凤凰，跑到北京去了。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本地人阙祝明。二人同住北京酉西会馆，并组织了一个铁血团，准备刺杀袁世凯。谁知事机不密，被袁世凯的爪牙发觉，阙祝明被捕后立即枪决。幸亏阙祝明被捕时，沈宗嗣正在剧院里看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的演出，得到熟人报信，连夜逃出关外，改名换姓，在热河都统姜桂题、米振标处隐匿。——姜桂题与沈宏富曾一起共过事；据说沈宗嗣出逃时，又携有熊希龄所写托姜桂题关照的条子。在这之前，熊希龄曾出任热河都统。
这些，沈家都是几年后才知道的。对于沈家的人，沈宗嗣这次离家北行，便是一连几年，音讯全无。
沈宗嗣为何要行刺袁世凯？是出于个人对社会的怨愤积郁？是囿于当时风气，以暗杀社会权要为时髦？是受革命思想影响，将袁世凯看作国贼？或者，三者兼而有之？现在已无从考究了。这个封建王朝的将军之子，在时代潮流挟裹下，先是向封建制度叛逆，继而又拿性命向新的政治寡头作孤注一掷，其行为即便未必全出于对社会发展的理性思考，它所划出的这一段轨迹，似乎也积淀着每逢改朝换代时期，贵族及世家子弟的一种共通模式。
沈宗嗣的这次冒险之举，虽然没有给历史留下任何印痕，却直接作成了沈家在凤凰的败落。
沈从文传……续一本小书和一本大书
续一本小书和一本大书
辛亥革命在凤凰演出的一幕，作为一种实感经验，被刻进沈岳焕的大脑襞皱深处，成为他后来整体人生思考中明晰而活跃的人生因素。然而在此时，它之于沈岳焕，仍然只是一种人生直觉，一个孤立的“点”，一种不明所以的现象。如果它不能同更多的点、线交织成人生网罗的屏幕，没有理性的电光石火将它激活，即便不是全被忘却，也不过被充作饭后茶余的谈资，一只生命棋盘上的死棋，无法成为沈岳焕生命泉流的有机构成。
眼下，这一幕已成过去。革命在本地“成了功”，凤凰的人事表面上有了一些刷新，骨子里却一切因循旧例，边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于是，这场革命的种种情景，不久便被翻到沈岳焕意识的下层，在他的生活中，一时不再占有什么位置，他又同时去读一本小书和一本大书了。
１９１４年左右，凤凰有了新式小学。１９１５年，沈岳焕从私塾转到设在城内王公祠的第二小学。半年后，再转入第一小学读书。
第一小学位于城南对河的文昌阁。学校依山面河，山上古木参天，林间荆棘杂草丛生，因无人修葺，显得原始矇卑。大白天有大蛇滑行而过时，齐腰深的芭茅便向两边翻卷。文昌阁瓦梁上可见长蛇蜿蜒而下，就连上课时，屋梁上也会掉下蛇来。蛇的种类不一，多为毒蛇，身上的花纹却很美。校门边有一眼井泉，水清冽而甘甜。下课后，学生便用竹筒作成的长勺随意舀取解渴，却从不听说有人因此生病。
新学校给了沈岳焕许多新鲜。不仅是同学人数比先前多了几倍，课余活动范围远非私塾可比，学校规矩也和私塾有了许多不同。——不必成天咿咿呀呀地背书；严重的体罚已经废除，虽然也有因过失被老师罚站的时候，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