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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在他的面前，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他的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对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人事，沈从文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宽容。他宁愿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了别人对自己的损害。在对人性向善的追求方面，他逼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还有为个人荣誉常常要与人决斗的激烈举动，沈从文却更多属于东方人的宁静与平和。
他总是微笑着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然而，这不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其中，渗透着他禀赋里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这样说，也只是略去了许多中介环节的一种模糊化处理，他当然有忧愁、伤心、痛苦的时候。记得１９８０年，丁玲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也频与革命》的文章，未指名地批评沈从文当年歪曲她和胡也频投身革命的动机，指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这是丁玲被落实政策，从北大荒返回北京以后，从一个日本人手里得到一本沈从文３０年代著的《记丁玲》，因不满沈从文书中所持立场，有感而发的（此书问世４０余年后，丁玲第一次读到它），而与《记丁玲》具有同一倾向的《记胡也频》一书，丁玲是亲自过目了的。丁玲此举，还有没有更潜在的心理动因，恐怕将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了。此后不久，我去沈从文处，一见面，他便对我说，“请你给我复印我的两篇文章，一是《关于丁玲女士被捕》，一是《丁玲女士的失踪》。”他说这话时，显得有点失去惯有的平静，激动里夹着一丝伤心。“我不是要和她争什么，只是想让问及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我给他送去两篇文章的复印件，他道了谢，接过复印件看了看，又随意放到书桌上，随后一言不发，两眼发愣，仿佛陷入对往事的回忆，眉宇间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郁。良久，才轻轻地吁一口气，喃喃自语：“唉，我们那位老朋友哇……”
后来，这件事再没有和我谈起过。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沈从文是一个弱者，还是一个智者？对此，我感到一种无法判断的困惑。他的淡薄名利，他的对人事的宽容，他的与世无争，常常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段话：
上德若永，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①沈从文也多次谈到水与自己生命人格的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②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按照中国这一古老的格言，沈从文理应属于智者。然而，在与他当面交谈时，你会不相信这就是蜚声中外的沈从文。他没有先声夺人、不容置疑的雄辩之才，也没有精警和有意作成的深刻。一切预先对名人、智者抱有的种种企望，在他身上全都得不到。与你对面的，不过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人。他会立即消除了你原有的紧张与不安，心里陡然长出许多自信来。同样从湘西走出来的青年作家蔡测海，这样叙述他与沈从文的谈话：我听沈从文先生说，写小说就像翻跟斗，会翻一个就会翻一百个。然后他再也不谈写小说如何如何。我也不再问他，然后听他谈古往今来的服装。他说他不识得布料。我先是愕然。这方面他不是有过价值很高的著述么？接着也便释然。①沈从文的言谈永远这样朴讷，永远没有结构严密的逻辑程序。你也许会感到失望，似乎他原本就没有说出什么深刻的东西；如果细加咀嚼，也许又会感到一丝余甘回味，其中仿佛蕴含着一点什么。待到你试图捕捉它时，那点蕴含又游移不定，无从把握。无论是谈人生，谈艺术，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下农人，能够谈出如何如何种庄稼，而对于其中包含的植物栽培学原理，总是照例不大说得明白。或许这是一种错觉，他的言谈原本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表现形式：避开具体的认知程序，直接与本体对面，一种东方哲人的认知方式？然而，谁又知道呢？一个聪明的乡下农人与一个充满智慧的哲人之间，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界限。——他们都置根于同一片人生土地。
然而，这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人生，与沈从文是渐离渐远了。此刻，就在他所居的公寓大楼的下面，正奔涌着不息的人流。南来北往的，东奔西走的，正上演着新的人生戏剧。同样有得意，有失败；有善良，有罪恶；有笑，也有泪……，人生的书籍正一页页翻开去。可是，他已无力去翻阅这本大书了。１９８３年，他开始身患重病，脑血栓已经使他右边的肢体麻痹。从那时起，他几乎是足不出户。虽然他的记忆力仍然极好，大脑襞皱里深刻着的一生经历的种种，提及时仍历历如在目前，然而，这一切，都只能作为一去而不复返的陈年册页，在他的心之一隅里把玩。而且在他身上，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人到暮年的婴儿状态，常常坐不多久，便眼睛发涩，嚷着要睡，将他扶上床去，头一着枕，便酣然入眠。似乎一生的荣辱得失，眼前背后的人事全不萦怀。我曾残酷地忽发奇想：如果这一睡去使不再醒来……这一天终将不可避免的到来，我无端地猜想，那一刻一定是这样子，走得坦然，一切人欠我欠的恩怨，在那生与死的临界线上，一定会荡然无存。
他心头自然还有他所无法释怀的东西。这头一件便是他３０余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要谈起有关的种种。他常常叹息说，“手头有许多题目可做，现在是来不及了”，“××地方又有了新的文物出土，应该亲自去看看，也无能为力了”。话语中总是透着惆怅与悲哀。虽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出版，当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所结识的一个回国观光的志愿军战士王序，在他的指导下，已经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服饰文物的专家，他的后半生事业已经后继有人。但他仍不满意自己：“应该留下个好的基础，可是有好多事还没有做……。”王序曾对我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前几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确实，在明确意识到的范围内，沈从文最放心不下的是这未竟的文物研究。这也难怪，按照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在他的后半生里，他的人格是通过学术研究而获得升华的。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替代性的升华（尽管这一替代在沈从文那里表现得比较彻底），是从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转移的结果。在他转向文物研究之前的近３０年里，他身上积蓄的巨大能量，是通过文学创作的主渠道获得宣泄的。这一宣泄渠道在后来的猛然受阻，原有的对象选择便转入潜意识领域。正是在这潜意识领域，他始终保留着对文学创作的眷念。我曾看过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和沈从文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记录：
………
“假如你处的社会一直没有转变，对文学的要求也没有变化，你会继续写下去吗？”我问。
他笑着说：“那不能不改变！”
我继续追问：“那假如一直没有改变呢？”
“那当然是改变好一点。因为文学也许只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事情太小了。”
我仍不肯放弃：“那假如不改变呢？”
他顿了顿，慢慢地说：“也许可能，也许可能。……也许可能，因为当时我的年龄正是写小说的时候，《长河》那样的就没有写完。
“现在不是因为上面喊我去，有限制我的框框，而是我自己的框框，我自己形成的，自己有种限制，自己想这样想那样，考虑的方法不同。”
想起“这个东西”（指他的文学创作——笔者注），他轻轻地感叹着：“也可能的，也可能的……。”①他当然不能完全割舍在他生命的黄金时期苦心经营的那个文学王国。这个王国的人生世界是以中国西南的一小隅为中心建构的。从表面看，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区域性的作家。可是，从深处看，这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仅其中厚积的文化沉淀闪耀着迷人的光形，而且澎湃着特定的区域环境与外部世界环境对流的巨大浪潮。当人们摆脱机械单一的政治——经济模式对文学的规范，从宽泛的文化角度审视时，其中隐伏的世界图像便被照亮了。一位美国的福克纳研究专家Ｈ·Ｒ·斯通贝克，将福克纳与沈从文比较以后，得出沈从文是中国的福克纳的结论。作为一种全面的类比，这一说法自有许多勉强的成分，但他到底发现了，面对人类的某些共同的境遇，东西方作家心灵的沟通。山川，海洋；种族，国别，无论是自然的阻隔，还是人为的分割，人类的心到底是能够相通的。１９８４年，来中国讲学的Ｈ·Ｒ·斯通贝克回国之前，企望着实现自己拜访沈从文的夙愿。当他得知沈从文正重病在身时，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一计划。不久，他从美国给沈从